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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是否就意味，生活的情境因素就無關緊要呢？
假設，你家徒四壁，失業多時，住家附近又緊鄰犯罪氾濫的區域，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之下，你是否還會覺得，你的態度可以完全決定自己快樂與否，而不會受到上述現實狀況的影響？
如果，快樂與否只牽涉到個人的態度，而與金錢不太有關係，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無須理會社會上的貧窮問題？
換個方式來講，正向心理學在探索與肯定有助於個人快樂、幸福、健康的生活態度、能力與各種資源的同時，是否也等於合理化資源與權力分配不平均的正當性，從而為虎作倀，支持維護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現狀？
如果，幸福快樂純屬個人主觀因素的產物，而與物質因素不太有關聯，那麼我們又何須在意社會上各種物質資源分配是否合乎公平正義呢？
有若干理由可以澄清，正向心理學並沒有合理化維持社會現狀的立場與做法，分別簡述如後：
1.外在生活狀態對於個人生活品質確實非常重要。
面臨生活困境之餘，要繼續維持正向的態度恐怕也是有其限度。一般而言，貧窮的人比衣食無缺的人來得不快樂些；再者，若干創痛，例如：配偶過世，確實會給個人的快樂帶來深遠的影響。
2.大部分關於主觀幸福/安樂的研究，對象都是生活條件相對舒適的人，因為基本需求不虞匱乏，所以影響生活滿意度的因素當然就會傾向落在心理與社會的層面。
以美國為例，大部分民眾似乎都還算是生活快樂，這種社會現象可能反映出，美國民眾普遍享有擇其所愛的自由，得以隨心所欲追尋個人志趣的生活目標。影響所及，美國人普遍就比較容易感到樂觀與滿足，快樂自然而然發諸心而形於外了。
樂觀、滿足、快樂，這些都是建立在經濟生活安定的前提之上。
不過，反過來說，擁有財富與物質享受，並不能保證快樂或滿足。
在這兒，正向心理學傳達的另一個道理就是：物質匱乏會讓生活慘澹難受；但是財富雄厚倒也不見得就會讓生活快樂、充實。
3.關於快樂的原因與資源分配公平正義的問題，最好分開解決。也就是說，不論正向心理學研究發掘的快樂/幸福來源是什麼，人們還是得面對處理公平正義的議題。
公平、人人機會平等、公平待遇，這些都是美國的基本價值。因此我們身為正向心理學家當然責無旁貸，必須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努力去促進該等理想的實現。
歧視與不平等可能造成悲慘的生活；然而，機會平等是每個公民都應該享有的權力，不應該因為個人主觀感覺不同而有所差別。沒有人需要先證明自己淒慘可憐或不快樂，才有權利獲得公平待遇或平等機會。（《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頁21）
那麼，這是否代表正向心理學無法給予物質匱乏的人任何幫助？不是的。
正向情感與快樂是否能夠促使人成功？更具體而言，長期快樂的人，亦即經常有正向情緒經驗的人，是否比較可能在各種生活領域成功？
答案是肯定的。
包括數百項的縱貫型研究、橫斷面研究、實驗研究等文獻回顧，結果都一致顯示，快樂的人確實在婚姻、友情、收入、工作、心理與生理健康等方面比較成功。
相較於比較不快樂的人，快樂的人有較滿意的婚姻、比較受人喜歡、外向、交友比較廣闊、工作評價比較好、比較會照顧自己的健康、比較能夠有效因應挑戰、收入較高。（《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頁98）
過猶不及，我喜歡作家王鼎鈞收錄在《桃花流水沓然去：王鼎鈞散文別集》一書中的散文「富而仁 貧而樂」所提出的觀點。
巨大的財富背後是否有巨大的罪惡，我不知道，我知道巨大的財富「前面」才可以有巨大的善行。沒有富人捐款，多少藝術工作、慈善事業、教育計畫都不能興辦，或興辦而無法持久。美國大富翁蓋茲一出手就是50億元，他並非孤例，只是代表。大資本家賺錢的時候不會溫良恭儉讓，可是蓋茲表示身死之後資產全部捐給公益事業，只留一千萬元做家屬的生活費用。「溫良恭儉讓」的人有何理由菲薄他？
美國有些基金會和教會浪費善款，惹人爭議，但是捐款人並未灰心，新聞報導說，醜聞年年有，捐款的總數年年有增無減！佛教徒常說，捐款是「我」的功德，濫用善款是「他」的業報，各有各的帳本兒，何況浪費只是九牛一毛，即便是浪費了九牛一牛，其他八頭牛還是物盡其用了。富人底氣足，容易有這樣的胸襟氣魄，如果他省下菜錢捐給孤兒院，發現院長拿公款回家養寵物，恐怕立時有切膚之痛，發誓再也不上當了。
也許因為中國窮人太多，先賢鼓吹「貧而樂」，立下很多典型。顏淵全家營養不良，但「位階」僅次於孔聖人。古希臘的一位哲學家，一身之外只有一個飲水用的東西，有一天他經過河邊，看見一個孩子用雙手捧起水來喝，頓時醒悟這個飲水用的東西也是多餘的，馬上把它丟入河中。亞歷山大大帝來看他，問他有甚麼要求，他說「請你閃開，我要晒太陽」。這個人物也進了中國教科書。中國可能是最尊敬窮人的地方，至少打開書本是如此。
富人的形象就難說了，三十年代，中國的小說和電影之中，歷數富商巨賈大地主，那個是正面人物？當年也許出於革命需要，以後呢？也許因為作家都窮，也許大家對富人缺乏了解，也許……大部分富人毫不在乎社會觀感，以致作家缺少「模特兒」。總之，委屈了富人也侷限了作家。
我常懷疑「貧而樂」不如「富而仁」，後者能解決更多的社會問題。我也懷疑「貧」很容易，貧而樂很難，那要先天的性情，後天的修養，還要介乎兩個之間的境界和悟性；「富」很難，「富而仁」就容易多了，一點同情心，一點榮譽感，願意少交一點所得稅，就可以了！由「貧」到「樂」猶如逆水行舟，由「富」到「仁」坐的是順風車。都說今天的教育只知道教下一代賺錢，影響多麼惡劣，我倒想說，我們也別再鼓勵下一代立志做貧而樂的人，那只能做我們的第二志願。（《桃花流水沓然去：王鼎鈞散文別集》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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