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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怎麼開始的，一直是個祕密，直到現在我決定公開。
當我在1997年被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後，我的電子信箱郵件增加了3倍，我很少接電話，也不再郵寄信件，但是因為在網路上有個24小時的橋牌比賽，這時候我會快速勤勞的回我的電子郵件。我回信的長度配合我的夥伴在打牌而我在做夢家的空閒時刻，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是seligman@psych.upenn.edu，你可以寫信給我，假如你不介意我的回信只有一句話的話。
1997年尾，我接到一封令人困惑的電子郵件，我把它放入「啊？」的檔案中。信上簡短的寫著：「你何不來紐約市跟我見上一面？」署名只有縮寫字母。
兩個禮拜之後，我在一個雞尾酒會中碰到羅汀(Judy Rodin)，當時她是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校長，而我在賓州大學教了40年的書。……
「你知不知道有哪一個姓名縮寫為PT的人，可能會寫信給我邀請我去紐約？」我問羅汀，因為她認識所有應該認識的人。
「去找他！」她倒吸一口氣說。
所以兩個禮拜以後，我發現自己站在曼哈頓下城一間小辦公室8樓一個沒有門牌的門前面。我被帶領到一個沒有裝潢、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面坐著兩個有著灰色頭髮、穿灰色西裝的人，以及一個麥克風。
「我們是某個匿名基金會的律師，」灰色西裝中的一位介紹他自己為「PT」：「我們負責挑選贏家，而你就是贏家。我們想知道你想做什麼研究、研究什麼，但是我們不做小案子。我們把話說在前面，假如你透露了我們是誰的訊息，我們給你的錢就馬上停止。」
我簡短的對律師和麥克風解釋我在美國心理學會所啟動的戰爭（很確定不是任何種的正向心理學），然後說：「我想舉辦一個研討會，邀請世界上研究種族滅絕(genocide)最有名的40位專家來參加，我想知道在什麼情況下，這樣的滅種行為會發生，我想把20世紀發生的12個滅種事件和50個本來應該會發生，因為環境充滿了恨，但是後來卻沒有發生的情況做比較，我想編一本有關於在21世紀如何避免種族屠殺的書。」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他們在我講完不到5分鐘就這樣跟我說：「當你回到辦公室後，請你送一頁有關這個計畫的簡報給我好嗎？不要忘記附上預算。」
兩個禮拜之後，一張12萬美元的支票出現在我的桌上。
這真令人驚喜，因為絕大多數的學術研究費都要很辛苦的寫計畫申請書，還要經過同儕審訂、挑毛病、被批評，再經過一堆官僚作業，苦等結果、望穿秋水後，最後卻被拒絕，即使通過，預算也被刪得一塌糊塗，欲哭無淚。
在讀《電醒世界的人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The Life and Legacy of Stanley Milgram》時，才更詳細地知道找研究經費的不易。
換個角度看，如果我們能好好運用國外科學家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就等於利用了其他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來壯大自己。說到這，就要推薦《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這本好書了。
我選擇在北愛爾蘭的德里(Derry)開了一週的會議，因為德里的地理位置有其特殊的意義，40位精於種族暴力研究的學術界人士參與此次會議。全體參與者只有兩個人是彼此認識的，一位是我的岳父麥卡錫(Dennis McCarthy)，退休的英國工業家，另一位是匿名基金會的財務長，他是美國康乃爾大學退休的工程學教授。後來，我岳父跟我說，他從來不曾受過如此的禮遇。
那本厚厚的《種族政治戰爭Ethnopolitical Warfar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經過我與柴洛特(Daniel Chirot)的編輯後，終於在2002年出版。這本書很值得看，但是這不是本書所要談的。
我幾乎忘記這個慷慨的基金會，也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直到6個月之後，我接到基金會財務長的電話。
「馬帝（編按：馬汀的小名），你在德里舉辦的那個會議真是棒極了，我在那裡遇見了兩位絕頂聰明的人，醫學人類學家康納(Mel Konner)和那個叫麥卡錫的傢伙。他是幹什麼的？順便問一下。還有，你下面預備做什麼？」
「下面？」我囁嚅的說，完全沒有想到跟他們要更多的錢。「嗯，我在想一個我稱之為正向心理學的東西。」一分鐘以後，我跟他解釋。
「你要不要再來紐約一趟？」他說。
那天早上，我太太曼蒂叫我穿上我最好的白襯衫，「我想我應該穿那件領口磨破的。」我說。我想到他們在曼哈頓下城那間簡陋的辦公室。不過，這次辦公室已經換到曼哈頓最高級的頂樓去了，會議室又大又明亮，四面都是玻璃窗，不過裡面坐的仍是上次那兩位律師，外加那個麥克風，門上還是沒有招牌。
「什麼叫正向心理學？」他們問。在我說明10分鐘之後，他們送我出去時說：「當你回到辦公室後，請你送3頁簡報給我們，不要忘記附上預算。」
一個月以後，一張面額150萬美金的支票出現在我桌上。
這個故事的結局跟它的開始一樣神奇。正向心理學在這筆經費支持之下，茁壯成長了，這個匿名的基金會一定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因為兩年之後，我又接到一封只有一行字的電子郵件，是PT送來的。
「曼德拉─米洛塞維奇(Mandela-Milosevic)的向度是一個連續的向度嗎？」（譯註：米洛塞維奇曾任南斯拉夫的總統，因為屠殺波士尼亞人而被海牙的國際法庭以戰犯身分審判，2006年死於獄中）這個簡訊這樣寫著。
「哼嗯……這是什麼意思？」我在想，不過這次我知道它不是惡作劇了。我盡我的力給PT一個很長的學術性回覆，勾畫出科學到現在為止對於聖人和惡魔、先天和後天的理解。
他的回答是：「你何不再來紐約一趟？」。
這一次，我穿了我最好的白襯衫去赴約。這一次門上有招牌了，上面寫著「大西洋慈善事業Atlantic Philanthropies」。這個基金會是經營免稅商店起家的費尼(Charles Feeney)捐贈50億美元成立的非營利組織，美國法律規定它必須有個公開的名字。
「我們希望你能再把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和學者聚集在一起，從科學的角度來回答曼德拉─米洛塞維奇這個問題，從基因一直到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層次來釐清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們說：「我們打算給你2千萬美元去研究它。」
這是很多的錢，遠超過我的薪水等級，所以我勇敢的答應下來。接下來的6個月裡，兩位律師和我跟許多學者開會，草擬出提案書來讓一週後的董事會通過。這裡面包含了一些非常好的科學領域在內。
「我們覺得很抱歉，馬帝，」PT在電話中說：「董事會拒絕我們的提案了，這是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破天荒頭一遭。他們不喜歡基因的部份，他們認為政治性太強了。」在一年之內，這兩位出色的研究工作的守護者都辭職了，他們兩人就像從我小時候的電視節目《百萬富翁The Millionaire》（在1950年代很紅的節目，我從小看它長大，每一集都有一個人手上拿著一張1百萬美元的支票來到你家門口，幫助你圓夢）中走出來的主持人一樣。
我在接下去的3年裡追蹤大西洋慈善基金會所做的公益事業，他們支助非洲、老年、愛爾蘭和學校的研究，於是我決定給他們的新總裁打個電話。
他接了電話，我幾乎可以感受到他在強迫自己接聽又一個推銷電話。
對照最前面律師說，「假如你透露了我們是誰的訊息，我們給你的錢就馬上停止。」，正是「為善不欲人知」──因為善人門前是非多。
「我打這個電話只是來向您道謝，並請您把我最深的謝意轉達給費尼先生，」我這樣開頭。「你們的錢來的正是時候，對非主流的心理學做了最對的投資，讓我們研究是什麼讓生命值得活下去。您在我們剛剛起步時，扶了我們一把，現在正向心理學已經可以自給自足，我們已經不需要任何的經費了，但是假如當初沒有大西洋慈善基金會的幫助，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我從來沒有接過這種電話。」總裁回答道，他的聲音透露著困惑與不解。（《邁向圓滿：掌握幸福的科學方法&練習計畫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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