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人類如何看待心智問題(、心理疾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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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許多人仍然因為污名、偏見和恐懼而不敢向精神醫學專家求助,整個社會潮流確實比較傾向理性和接受了。這全要歸功於科學和教育。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們正在朝向目標前進。有一天,或許我看不到了,運氣好的話,我的孩子可能還看得到,我們會看著對精神病患的污名化和偏見,好像我們看到某種荒謬誇張的宗教污名和偏見一樣。(《分心就該這樣教:從優勢能力出發,找出學習新方向Superparenting for ADD: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Raising Your Distracted Child》頁85)

  自古以來,人們都是從道德角度看待心智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說,和學習、情緒、思考或行為有關的問題。如果孩子有行為問題,大家就說他很「壞」。這是從道德角度出發的批判。如果不是你壞,那就是你沒出息、不服管教。事實上,直到二十世紀,小兒科教科書裡都還出現無法管教這樣的道德字眼。

  神學理論也參了一腳,自由意志的概念開啟了這種思維。如果有孩子不聽父母的話,大家會認為是他選擇不聽話,是他不願意努力。因此,他是罪人。大家認為孩子的靈魂是上帝和魔鬼的角力場,家長──或老師,或其他照顧孩子的人──必須「協助」上帝和孩子一起打贏魔鬼,把魔鬼趕出去。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以上帝之名,對兒童施行的各種殘酷虐待。

  記得曾在心理學課本看到頭蓋骨被鑿了洞的圖片,註解說是古人要讓腦中的魔鬼跑出來。

  道德角度的思考核心就是:自由意志控制了所有的學習、情緒和行為。人們深信自由意志控制一切,就像人們曾經以為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陽圍著地球轉一樣。地球是太陽系核心的這個想法讓人心安,就像是自由意志可以讓人控制自己的情緒、學習、行為和思考一樣的讓人心安。他只需要努力,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許多成人仍然相信道德論。根據道德論,小孩子只要願意就會做做的事。一個人只要願意就可以克服憂鬱,只要開心起來就好了啊。學生只要用功就可以學會很困難的學科內容了啊。自由意志萬歲,只要努力就行。

  道德模式折磨孩子,也折磨成人。以前,憂鬱症或躁鬱症成人會被「診斷」為失敗者,他們在上帝與魔鬼的鬥爭中落敗了。大家認為這些人被魔鬼附身,所謂的「治療」就是監禁或死刑。不聽話的小孩不斷被打,如果還是不聽話就越打越兇。如果家長打不下去,也會有別人鼓勵他打。畢竟,孩子的靈魂有危險了,不打不成器啊。靠著道德論,多少世紀以來對精神病患的污名化得到了正當性。

  想起《4%的人毫無良知,你該怎麼辦?The Sociopath Next Door》提到,以前愛斯基摩人會想辦法偷偷地把「毫無良知」的人帶到偏僻的地方殺掉。

  從心理層面上看,這一切都很能理解。大家不知道如何協助精神病患,只好做一般人會做的事:責怪並處罰那些讓他們覺得無助的人。如果你是小孩,就會被狠狠打一頓;如果你是成人,會被關在地窖裡,用鐵鍊鎖上,星期天或過節時,被帶到廣場上遊街示眾。在十八世紀的星期天下午,快樂正常的家庭可能先帶孩子去看遊街的神經病流口水、自言自語、扭來扭去、尖叫,然後全家去看死刑行刑。

  也才距離現在兩百多年。

  十八世紀末,有些人開始反對這樣不人道的治療。1793年,一位偉人永遠的改變了精神病患的治療方式。巴黎彼塞特爾醫院(Hospice de Bicêtre)的院長菲利浦.畢乃爾(Philippe Pinel)下令拿掉精神病患的腳鐐。他面對了強烈的反對聲浪,但是他堅持下來了。社會大眾想要把精神病患鎖起來(現在還有許多精神病患被鎖著),但是畢乃爾堅持他的作法。於是,用道德角度看待精神病患,並批判、定罪、虐待的傳統開始崩解。直到今天,道德的遺毒仍然繼續存在,對精神病患仍有污名化、無知和歧視的現象,但是道德論的破壞力和影響力逐年遞減。

  到了20世紀,被稱為美國精神醫學之父的班傑明.拉許(Benjamin Rush)開始了對精神病患的人道治療。拉許極為睿智,他是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一員,也是解放黑奴運動的中堅份子。他擔任費城的賓州醫院(Pennsylvania Hospital)院長時,將畢乃爾的治療方法引進美國。他堅持要求醫師將精神病患視為人,而不是被魔鬼附身的野獸。他鼓勵醫師「和病患四目相對,鼓勵的看著病患。永遠要有威嚴。永遠不可以取笑病患或和病患一起大笑。真誠、尊重病患,在病患面前的言行都要溫和善良。」就像我之前說的:最佳治療一定要從尊重、人道的連結開始。

  醫師不再將精神疾病視為道德或心靈上的缺陷,而是生理狀態,就像腎臟或心臟衰竭一樣,於是出現了許多奇怪的治療。拉許發明了一種治療叫做「轉轉椅」。拉許將病患放在一張椅子上,然後椅子繞著一個核心轉,離心力大到病患會昏迷過去或腦部出血。如果醫師看到病患耳朵流出血來,就停止椅子的旋轉,這次「治療」就結束了。我們不清楚這種治療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只知道可以「讓病患安靜下來」。我猜,即使是像拉許這種人道主義者,有時也難免被頑固而難以駕馭的失控病患弄得極為挫折。我認為拉許不只是用轉轉椅治療病患,也是用來發洩自己的憤怒。「道德」和處罰的思考模式從未完全消失,大家還是會懲罰或報復讓人挫折的人。即使是拉許這麼溫和有智慧的人,即使是你或我,也在所難免。

  雖然聽起來很恐怖,比起之前的做法,轉轉椅和其他肢體治療仍然算是進步了,它們是現代醫療模式的濫觴。拉許以醫學為思考基礎,他不再是攻擊脆弱意志的宗教家,而是治療病患疾病醫師。雖然這些治療很痛苦,效果也有限,但是他將精神狀況視為疾病並加以治療,這一點便已經和道德論的思考模式天差地遠了。病患被放到轉轉椅上,不是為了讓他願意更努力,而是協助他從一個他無法控制的疾病中復原。意志不再被認為是解決學習、情緒、思考和行為問題的唯一元素。

  就像哥白尼宣稱地球不是太陽系的核心一樣,醫學模式讓很多人覺得困擾,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些人寧可相信一個人只要願意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想要學習就可以學習、想要快樂就可以快樂。

  但是,不論大家如何抗拒,醫學模式畢竟生根了,因為科學和人性都站在醫學這一邊。所有的證據都指出努力和意志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的因素。

  大家將醫學模式運用在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上,開始明白光靠努力可能無法解決這些孩子面對的問題。打罵顯然無效。幾千年來,大家用的都是打罵和道德說教,因為這是他們想得到的唯一方法,也因為大家鼓勵他們這麼做。但是當畢乃爾和拉許開始提倡更深入的醫學角度時,ADD兒童不再被丟進管教機構,而是被帶進醫院了。

  1937年,美國羅德島州普洛敦維士(Providence)的布萊德利醫院(Bradley Hospital)永遠的改變了ADD的治療方式。查理斯.布萊德利醫師(Charles Bradley)是創院的布萊德利先生的遠親,他決定對ADD嘗試全新的治療方法。以前根據道德論被認為無法管教的男孩,在睿智的布萊德利醫師和他的同事手下找到了醫學庇護所。

  布萊德利不知道為什麼這些男孩如此過動,但他知道不是單純的管教不當或意志不堅。因此,他和這些男孩一起努力,嘗試了一個又一個的治療方法,就像我們今天也是得一直嘗試不同方法。不顧社會既定觀念,他堅持這些孩子有某種疾病,需要醫學治療。他認為問題出在神經系統,而不是道德觀念。

  布萊德利願意嘗試任何安全合法的方法,他給孩子服用苯甲胺(Benzedrine,一種興奮劑),這是俗稱「速度Speed」的一種安非他命。醫院裡其他病人服用苯甲胺以減緩疾病引起的頭痛,布萊德利注意到這些病人的行為改變,猜想苯甲胺也可能改變分心兒童的行為。(《分心就該這樣教:從優勢能力出發,找出學習新方向Superparenting for ADD: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Raising Your Distracted Child》頁76)

  確實有效,……簡直就是奇蹟。服用藥物20分鐘後,這些男孩可以坐得住、可以學習了。這不但是ADD研究的大突破,也是腦部功能研究的大突破。他們不但不抗拒,還非常喜歡藥物的協助。他們自己也不喜歡失控。他們喜歡苯甲胺到稱之為「算數藥丸arithmetic pills」的地步,因為服了藥物就可以專心學習數學了。

  幾千年的鞭打都無法改變的現象,藥物在20分鐘內做到了。20分鐘內,藥物做到了不可能的任務:讓這些男孩有機會實現潛力。

  之後,醫學模式就顛撲不破了。醫學模式讓陽光進入道德論的地窖,不但解放兒童,也解放了成人,將他們從詛咒、譏笑和處罰的鐵鏈中解放出來。雖然直到今天,道德論仍然以污名化和偏見歧視的形式存在,但是至少不會像以前那樣壓迫精神狀態有困擾的人了。因為醫學理論,我們現在會強調治療疾病,而不是道德教化,這造成的影響有重大的差別。……

  畢乃爾、拉許、布萊德利和許多其他人拆毀了道德論的長城,用基於經驗法則的生理醫學理論取而代之。心智和身體逐漸重新結合,結束了千年的痛苦分離。

  我們都從中獲益。醫學理論不但比道德論有效,而且能用理性和理解對抗污名和偏見。雖然許多人仍然因為污名、偏見和恐懼而不敢向精神醫學專家求助,整個社會潮流確實比較傾向理性和接受了。這全要歸功於科學和教育。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們正在朝向目標前進。有一天,或許我看不到了,運氣好的話,我的孩子可能還看得到,我們會看著對精神病患的污名化和偏見,好像我們看到某種荒謬誇張的宗教污名和偏見一樣。(《分心就該這樣教:從優勢能力出發,找出學習新方向Superparenting for ADD: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Raising Your Distracted Child》頁83)

  雖然醫學模式有很多優點,卻因為強調缺陷,也製造了很多新的問題。醫學模式雖然打破了綑綁精神病患的鐵鏈,卻形成了新的鐵鏈。新的鐵鏈是無形的,但是同樣有害,這個鐵鏈便是羞恥、恐懼、絕望、不敢期待。

  醫學模式建立在缺陷上,從病理的角度看問題。你去看醫生是因為你病了,不是因為你很健康。你不會跟自己說:我今天覺得很好──我想我去看的醫生吧

  醫生的工作就是要告訴你,你有什麼毛病、要如何治療。你的醫生──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受了十幾年的訓練,就是為了跟你說你有什麼毛病、要怎麼治療。你的醫生沒有受過多少關於健康的訓練,因為你不是為了這個去看醫生。

  因此,醫學診斷只會告訴你有什麼問題。如果接受診斷的是心臟或腎臟,沒問題。如果接受診斷的是大腦,那就麻煩多了,有時甚至很危險。

  我們告訴一個人他的頭腦有問題的時候──不管是憂鬱症、ADD、躁鬱症、焦慮症或任何精神醫學病症──等於是在告訴他,他這個人有問題。我們會認同自己的腦和心智,我們不會認同其他器官。

  因此,大腦的醫學診斷可能引起新的問題,例如羞恥、恐懼、自卑、失望、失去活力、夢想破碎、絕望。當然,沒有醫生會刻意這麼做,但是這個問題仍然發生。精神醫學診斷的背後隱藏著某種態度,好像病患有某種社會無法接受的基本缺陷。我們可以找到任何生理疾病的慰問卡,從癌症到大腿骨折都有,可是我們從來沒看過任何一張慰問卡上會說:「祝你早日不再憂鬱!」或「祝你幻覺早日消失!」或「祝這次躁症發作很快復原!」或「想念你,加油!戰勝ADD!」(《分心就該這樣教:從優勢能力出發,找出學習新方向Superparenting for ADD: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Raising Your Distracted Child》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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