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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紅一書作者張正隆去年被捕『ML』
（中央社香港十二日電）此間「星島日報」今天報導，中共禁書「雪白血紅」作者張正隆已於去年底被捕。
報導說，張正隆是「瀋陽軍區」十四軍的中校，他搜集了大量文獻，並訪問了一些幹部，寫成了「雪白血紅」，披露國共內戰期間東北的實況。該書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初版後翌日，即被禁售。
第一次看到這種狀況。不過，讀了「兵不血刃」這一章，如果他在當時被判死刑槍斃了（沒有發生），我都不意外。（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雪白血紅》1989年8月在中國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
廣島用九秒鐘。
長春是五個月。
百姓夾在中間
長春是在淪陷期間膨脹起來的城市。
“九•一八”後，日本集中國內一批一流專家，採用歐美式建設理論，到長春進行規劃設計。綠化系統，既吸收了霍德華的田園城市理論，又注意到整體環境。新區採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統，以保持公園綠地流水清潔，利用天然溝渠造成借助於地形的綠化帶。主要幹道採用電力、電訊、照明線路地下化，新住宅區設置電力路線走廊。為適應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採用平面環狀交叉，設計了許多圓形廣場。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15萬，劇增到“八•一五”前的70萬左右。其中日本人為14萬。
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為50萬左右。(29)
5個月圍困，全城700餘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繫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17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初，國民黨不准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臺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為空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裡，而存糧只能吃到7月底。50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沉重負擔。
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8月1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進。
共產黨早已森嚴壁壘。6月28日，1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強迫逼出，二、組織群眾向我請願，三、搞抬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眾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擊護送群眾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眾，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30)。
8月17日，1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佔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肆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採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31)。
9月9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裡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初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餘，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33)
10月24 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市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穀草最貴，一斤穀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化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麵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9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8口，父母和6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厭厭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們7月中旬斷糧，吃野菜、樹皮。先扒榆樹皮，扒掉老皮要裡面那層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來甚麽樹都扒，老皮也吃。長春樹多，夏天馬路上 不見陽光，都是蔭涼。都扒光了，白花花的。」
「我有個二姨叔叔，在“60熊”一個特務連做飯。偽滿時，爹媽賣隻200多斤渚，給他娶的媳婦。媽說：3年大旱餓不死廚子，你去看看能幫點不。進屋就見鍋裡煮著大米飯，二嬸拿鍋蓋就蓋上了。二叔說：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頭都拱進鍋裡，一想到爹媽和弟妹，就說給兩碗我拿家去吧。二嬸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說我們今晚就揭不開鍋了，還給你拿家去？我媽哭著說：這年頭沒親戚啦！」
「我家房後有塊地，頭年種點穀子，吃了些，裝了三枕頭。藏著掖著，尋思不到快餓死時不能動。鄰居有兩個姑娘和國民黨不正經，不知怎麽叫她們知道了，來幾個“60熊”，硬給搶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說：這是命，遇上小人了！」
「說到頭，還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換。」
「老虎公園是個空投點，飛機一來就掉糧袋。盡是大米，南方大米，東北人叫“綫米”。飛機一響，國民黨就戒嚴。看不住。老百姓早準備好了，哪兒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準。老百姓搶，國民黨就開槍。開槍也搶，用小刀劃開袋子，摟些就跑。有的見到糧食就往嘴裡抓，甚麽部不顧了，也忘了，槍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糧袋不放，槍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們家人祖祖輩輩都膽小，可人到了那份上也就沒甚麽膽小膽大的了。媽甚麽也捨不得吃，總讓我吃個半飽， 說你是咱家頂樑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動一動就冒虛汗，可一看糧袋掉下來，勁就來了。白花花的大米撈在手裡，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個姓劉的姑娘，比我大一歲，叫糧袋砸死了。離我不到10米遠，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陽區義和路居民張淑琴老人說：「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聲，一袋糧食掉下來。還沒明白怎麽回事兒，吵兒巴火進來幾個國民黨，都是新7軍的。魂兒都嚇飛了，沒聽見他們問甚麽。翻一大陣子，糧袋砸穿房蓋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們娘們孩子頭頂上。是炒黃豆。他們就罵，說吃黃豆拉稀腸子都快拉出來了，大老遠的還送這破玩藝兒，嘴裡這麽罵，那眼睛瞪得“大眼賊”似的，掉進牆裡的也摳出來。」
「國民黨有搜糧隊，一斤半斤也拿走。我們家來過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鐵釘子往地下捅。」
「有天來個兵，翻出幾個大餅子。我哪能撕巴過他呀，就說：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貓小狗也給留條小命吧！他還有點良心，給留下兩個。」
「那年我25歲，3個孩子，大的6歲，小的1歲。唉，哪還叫孩子呀，猴啥樣他們啥樣。小女兒就那麽餓死了。吃奶孩子沒聽說有活過來的。再困個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拿命換點大米不敢吃，拿去換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讓全家人糊口，搶大米不能拿麵袋，得用筐，不顯眼。後來筐也不行了，就穿個大布衫子，裡面縫些兜。去市場賣大米也一樣，一次叫幾個“60熊”發現了，說我是“大米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滾。他們拽我去督察處，我不知道他們怎叫“60熊”，也不明白這“督察處”是幹甚麽的。旁邊人說：你就捨了吧，去督察處就沒命了。一個同學見了，跑回去報信。爹媽來了，給他們磕頭，一口一個 “長官”，“老總”，說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貴手開開恩。有個兵是遼南人，我們老家也是遼南，聽出是老鄉，就說到他們家看看再說，5個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氣沒進氣樣兒。沒說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爹媽抱著我哭。」
「有一次賣大餅子，穀子、樹皮和麴子做的。想賣點錢，最好是換點藥，給爹和弟弟治病。吃點飯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媽說，你上街還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時賣吃的，一個人賣，幾個人看著。怕搶。不少賣大餅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門沒走多遠就讓人搶了，邊跑邊吃。我追上個死人幌子樣的人，他已經吃光了。我蹲在那兒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兒也不跑了。」
「現在這人認錢。假藥，假種子，假化肥，甚麽都摻假，要錢不要良心。我們這茬人講名聲，講信用，講仁義。可他搶我大餅子，我搶國民黨大米，就是沒了禮義廉恥嗎？弟妹們吃東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裡就癢癢，嗓子眼恨不能伸出個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見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搶了。」
「有人給我保媒。甚麽“保媒”，“結婚”的，就是換大餅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換了大餅子，換給郊區農民。孟家屯，就是現在第一汽車廠那兒，不管多大年紀，還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婦。我在電車公司工作時，幾個師傅都是小媳婦。」
「東西不值錢，錢不值錢，金子不值錢，人不值錢，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宋占林：「剛解放時我當街道幹部，沒少處理這類離婚案。結婚為口飯，有飯吃馬上不幹了。政府政策是能過就過，不能過不硬捏。長春藥廠一個女的，有孩子了，非離婚不可，男的不幹，丈母娘說幾句不中聽的，就把丈母娘殺了。」
李素娥：「每天都餓死人。死在家裡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僑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豆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10裡、8裡外都薰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邊何東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6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毯兒”），6口全死了。」
「舊曆8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隻掛鍾，還“嘀滴答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住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5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8師1團參謀長。老人說：「獨8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大，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哪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條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物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
「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馬路邊上，希望有錢人能抱走撿條命。現在的東盛小學，當年就是學校，二道河子這片那兒最多。大都是5歲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剛會走，張著小手“媽呀”、“媽呀”叫，爬到馬路上的，爬進學校的，那個小樣呀！叫不動了，就歪在那裡，慢慢就死了，活著的還在那兒爬，啞著嗓子叫“媽”。人們都不敢往那兒去。每天都有送的，聽說真有叫人抱走的。」
張淑琴：「我在吉林大路那兒見過，披個小被，在那兒哭得泥人兒似的。看一眼趕緊跑，自己孩子都餓死了，抱回來不也是個死嗎？」
65歲的于連潤老人，退休前是朝陽區孔雀理髮社工人。老人說：「二道路那兒扔些小孩，一場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唉，別說這個了，一說這個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時候就理髮。餓得那樣，也有人理髮。甚麽人那時候還能想著理髮呢？」
「有錢人到甚麽時候都有錢，餓死的都是窮人。」
張淑琴：「新7軍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車，後邊跟好幾個護兵，有的軍官挎兩個太太壓馬路。人和人不一樣。」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營業。你想想，那掌櫃的會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南關永安橋頭有家炸大果子的，那個香呀，一走到那兒就拔不動腳了。不要錢，用金銀首飾甚麽的換，那財發的呀！吃的都是當官的和有錢人，也沒見有人搶。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麵，你炸個試試？」
宋占林：「逃進城的地主富農也餓不死，他們組織保安隊，老百姓叫“鬍子隊”。國民黨不發糧餉，吃穿全靠搶。搶還有名堂，今天這個“捐”，明天那個“稅”，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連潤：「那時咱就尋思呀，你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仇，咱老百姓招誰惹誰了，要遭這種大難？可尋思這個有甚麽用，誰把咱草民百姓的命當命了……」
10月15日，鄭洞國的晚飯是四某一湯。
簫傳道說：“沒聽說有餓死士兵的事。”(34)。
“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帶
偽滿時期，日本人在城邊修了條環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圍城期間，這條圈道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真空地帶，老百姓叫“卡空”。
國民黨往外趕，共產黨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夾在“卡空”裡餓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譚文姝，當時是長春大學（現吉林大學）法律系學生。老人說：「長大早就停課了，門窗都沒了，桌椅砸壞了。學生分兩派，辯論，寫大字報，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國民黨特務動輒抓走進步學生，有的抓走就沒影了。我哪派也沒參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較早。那時國民黨還不讓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著是國民黨長春市專員，實際是咱們的地下黨，當時我不知道。後來想，他大概知道圍城不是短時期的，所以讓我們趁早走。」
「天沒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動身了。姐夫是市立醫院（今第二軍醫大學）內科醫生。同行的還有幾個醫生，都帶著家屬、孩子。約定在二道河子街頭集合，會齊了就走。我領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東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覺得挺神秘的。國民黨卡子好像沒怎麽盤問，共產黨那邊有人接，都是我哥聯繫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裡蹚。草棵子裡有不少死人，把我嚇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陽區武裝部政委錢富永說：「外逃主要是三個口子：東邊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邊洪熙街，奔公主嶺、瀋陽；再就是北邊的宋家窪子。我們家是從洪熙街附近出去的，番茄剛有點紅的時候。夜裡，黑黑的，從草棵子裡爬過去的。那時還不太嚴。」
宋占林：「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裡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兒童團發現了。一看就明白是從城裡跑出來的。10多個小孩，管我要路條， 沒有就讓回去，可認真了。第二次想從卡子邊上溜過去，又給抓住了，不打不罵，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條也不行，還得有老婆孩子。兩次都帶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個人非扣住不可。」
「開頭出不去還能回來。後來國民黨准出不准進，出不去就只有夾在“卡空”裡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個死，往外跑還能有點指望。」
「我們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親第三，母親走時大哥還在家守著。哥四個各奔它鄉。我和老伴在“卡空”裡待3天出去了。」
于連潤：「我們家在“卡空”待10多天才出去。」
「臨走買輛推車，把點破爛裝上。把點黃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餅子，帶上。頭道卡子是國民黨，挨個搜，不要錢要東西，貴重東西和吃的。人家有經驗，再裝，有錢人也能瞅出來。看我那樣兒，翻幾下一揮手讓走了。有錢的不行，不拿出好東西不讓過。」
「“卡空”裡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樣兒，腳下就有點軟了。咬咬牙，硬看頭皮，還是闖。」
「“卡空”裡“鬍子”多，搶吃的。一口井他們霸著，怕老百姓給喝光了。莊稼地也霸著，誰也不准進，白天晚上打槍。我有個侄女婿不聽邪，也是餓急眼了，晚上想弄點毛豆，去了再沒回來，人們擼樹葉子吃，成牲口了。樹沒皮沒葉，草剩個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綠了，人都吃綠了。」
「一家一堆，擠擠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裡，大部在露天地待著，鍋呀，盆呀，車子，被子，活人，死人，到處都是。8月，正是最熱的時候， 日頭那個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窩雞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爛著，骨頭白花花的，有的還枕個枕頭，骨架子一點兒不亂。」
「人餓了，開頭腳沒根，渾身直突突，冒虛汗。餓過勁了就不覺餓了，暈暈乎乎，飄飄悠悠，像騰雲駕霧似的，不覺得難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 可一看到能吃的東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搶，不少死人身邊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沒有。能說話時，一聲又一聲聽不出個個數，一聲聲都像是“餓呀”、“餓呀”。 沒聲了，眼睛有時還睜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沒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睜了，還喘氣兒，像睡著了，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個一天兩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燈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還像笑模悠悠的，更嚇人。」
「趕上毒日頭，那人一天功夫就發起來了。腦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發，先綠後黑。一會兒“啪”的一聲，又悶又響，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響，夜靜聽得最清。這一聲，那一聲，有的就在身邊響，鼻子早就聞不出甚麽了，可那一聲響過後還是受不了，沒聞過的想像不出那味兒。」
「在“卡空”裡熬過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爺照應，那幾個大餅子過卡子沒翻去，“鬍子”也沒搶去。不能讓誰看見，天黑時偷偷掰點吃。這麽對付有10天，又吃兩天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
「就這麽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麽幾步遠，就那麽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張淑琴：「我們在卡子前排隊，推車一個接一個，八路在隊伍兩邊來回走。邊走邊說：誰有愴、子彈、照相機，交出來就開路條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說甚麽的都有——那些話呀，說不得……」
「平時在“卡空”裡都不吱聲。兩邊便衣挺多，還有“鬍子”。那時那人都老實，怎麽擺弄怎麽是，像小貓似的。也是餓的沒精神，不想說了。」
「我們家是9月16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講明白就讓過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這條，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我運氣也挺好。在“卡空”裡待兩天，碰上個小時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夥伴，小名叫“來順”，姓王，前街的：他當八路了在卡哨上，挎個木頭匣子槍進來偵察。他問我他家人怎樣了，我說全沒了。他蹲那兒就哭，嗚嗚的。哭一陣子，我說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辦哪？他抽抽嗒嗒地說有命令，你們這片不放，明天放“馬車地號”的，你跟他們走。“馬車地號”都是趕車拉腳的人，叫這麽個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沒今天了。」
于連潤：「我是一沒熟人，二哪也不缺個剃頭匠，甚麽門也沒有，只有硬挺乾熬。一塊兒來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準備讓人聽個響臭塊地了，發了個救命的“難民證”(35)。這個謝天謝地呀，出去沒幾天又回來了——長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麵不麵，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乾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還要，不給就搶，撐死了。」
李素娥：「我有個舅舅，還有個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撐死的。」
「我們家也準備出去了，推車甚麽的都準備好了，第二天天剛亮，爹說素娥你快起來，這槍口怎麽都對上咱們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說國民黨要殺人了。爹說：不對，有變。後來才知道，“60熊”起義了。」
「八路進城就發糧，大車呼呼朝城裡運。我去扛回40斤。別看走路都打晃，再給40斤也能扛回來。飯做好了，媽還捨不得吃。我說這日子過去了，共產黨來了就好了。媽捧著飯碗，眼淚劈里啪啦往下掉，說：老天爺呀，可算活過來啦！」
1987年，美國德州一所保健學院的教授，對43萬2千人的死亡時刻進行數理統計，發現死亡率最高的時刻，為每天淩昊4時至7時。
對於廣島，死亡率最高的時刻，無疑是1945年8月6日。
對於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時刻，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
對於死城長春，死亡率最高的時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
一座城市，因戰爭而活活餓死這麽多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歷史如是說
當戰爭以鐵與火與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錦州，在遼西吼嘯、撲打時，從綠春到金秋，長春150個黎明和黃昏靜靜悄悄。
於是，關於這場圍困戰的文章，幾乎都寫著“兵不血刃”四個字。
當暫52師師長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進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闔家團圓時，草民百姓開始家破人亡，一個個嬰兒被扔到街頭號泣。當60軍副官處長張維鵬等人的妻子兒女，被優待送出哨卡，並在沿途受到關照時，沒有槍和照相機的芸芸眾生伴著壘壘白骨，成群結隊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這就是：“兵不血刃”！
孫子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10萬守軍，實為“善之善者也”。可對於草民百姓的遍地餓俘和白骨呢？瞬間的屠殺與慢慢地餓斃，其間有殘忍與人道之分嗎？
血肉橫飛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對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殺，長春圍困戰，自然界的災難與人類的殺戮，侵略者的屠刀與骨肉同胞的相殘，是一樣的嗎？
那位挎支木頭匣子槍的圍城的“來順”，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個了嗎？
流血的政治演化成這種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殘酷、最野蠻的戰爭了！
長春一些老人說：打記事起，我們這疙瘩就沒得好過。“小鼻子”欺負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壞呢。好歹把這些畜牲盼走了，折騰得更厲害！外國人不把咱中國人當人，中國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當人呢？
當年參加圍城的一些老人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麽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說：那時候那人好像已經不知道甚麽叫“驚訝”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沒參加圍城的部隊，看到出來的難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也這麽說，這麽想。
圍城初期，有人在圍城政工會上講：“要將老百姓的饑餓貧困的罪過歸到敵軍及敵政府身上，擴大他們與群眾的矛盾，孤立敵人。”(36)。
後來的回憶錄，對此或避而不談，或一筆帶過：“當然，長時間圍城，也給城市人民帶來一些苦難，”(37)。
有人說：活活餓死那麽多人，太“那個”了，不好說呀！
如今一個人質，會把首相、總理、總統折騰得寢食不安，使出渾身解數，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斡旋，解救。這充份顯示了一個民族和人類的人道、人權、尊嚴、價值和文明進步的自主意識。當此稿正修改到這裡時，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區的三條倒楣的灰鯨，成了人類的寵兒：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軍用飛機被調往那裡，一條大型破冰船為它們開出條8公里長的水道，兩架“天鶴”式直升飛機整天在上空盤旋，花費達數百萬美元。其實，這種從1946年起受保護的灰鯨，由於數量驟增，10年前已經允許適量捕殺了。
若說講這些太遠了，電影《莫斯科保衛戰》中有個鏡頭挺近的：當一座城市（名字記不得了）被德軍包圍，紅軍準備血戰到底時，指揮員命令老人和婦女、兒童：為了俄羅斯，你們立即出城向敵人投降！
在“兵不血刃”的長春，誰應對無辜百姓的壘壘白骨負罪呢？
歷史說：這是戰爭。戰爭就是人殺人，人吃人。為達目的，戰爭是不擇手段，不顧一切的。
歷史說：只要是戰爭，平民百姓遭難就是難免的，眼睜睜活活餓死這麽多人是太“那個”了，從這種聳人聽聞的殘酷、野蠻行徑中，正可以瞭解和透視中國歷史和這場戰爭的淵源、特色。
歷史說：歸根結底，是誰發動了這場內戰，他們為甚麽能夠發動起這場內戰，中國的老百姓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樣束手待斃？
歷史還問：如果再發生一場內戰，誰敢保證中國不會出現長春第二？
遼沈戰役前，戰爭中軍民比例是二兵一夫。
遼沈戰役期間，直接用於支援前線的民工達160萬人，一兵二夫。
錦州戰事正烈，廖耀湘兵團攻佔彰武，將後方補給線切斷，前方糧草。彈藥和被裝供應不上，特別是油料短缺，汽車大部停駛，遼西和熱河人民，人背馬馱駱駝運，將油料送到前線。又從奈曼旗到北票，日夜搶修出一條700多里的公路，基本保證了前線供應。
黑山阻擊戰中，民工修工事，運彈藥，背傷患，送飯菜。一座不到萬人小縣城，出動130萬個工日。
3年內戰中，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
僅一場黑山阻擊戰，就倒下400多人。
冬季攻勢和四保臨江、三下江南，雪白，血紅。最刺眼的，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襖的遺體。
推著車，挑著擔，抬著擔架的人民，直接投入戰爭，一直走到天津城下。
送走了兒子、丈夫和父親的父母、妻子和兒女們，再用扶犁握鋤的粗糙的手，支援這場戰爭。
長春則是50萬人民支援城外的10萬部隊——但他們不是“夫”。
他們沒有槍，算不得戰士，但是，被逼進死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他們，搶空投大米，發動糧食戰，以人的強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進行著一場無形的封鎖與圍困。城裡多張嘴，國民黨就多一份壓力。城裡添具白骨，就多一顆射向國民黨軍心土氣的子彈。洞簫，殘月，家鄉小調，城外四面楚歌。城內，街頭風雨中號泣、倒斃的孩子，烈日下和靜夜中“蓬啪”炸裂的屍體，就是炸響在國民黨心頭的軟性原子彈。
沒有長春的纍纍白骨，有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嗎？
蔣介石的前妻毛福梅，是被日軍飛機炸死的。
共和國的旗幟上，染著毛澤東六位親人的血。
倒在這場內戰中的無辜百姓呢？長春這座死城的餓俘和白骨呢？他們是泰山？是鴻毛？還是像那滿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
那些三代橫屍炕上地下，門口街頭，斷了香烟的家庭。那些還未來得及看清這個世界是個甚麽模樣，就被扔到街頭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換了大餅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樣的高梁米粥撐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黨的人。被戰爭夾在中間，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難者和犧牲品嗎？
做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們的人格、尊嚴和感情，難道不應該同樣地受到珍視和尊重嗎？
美國人在華盛頓修了那麽多紀念睥，其中有座“越南戰爭紀念碑”，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那僅僅是在告誡人們，不要忘記在那場一無所獲，也與美國百姓毫無相關的戰爭中，倒在遙遠的南亞叢林中的美國軍人嗎？
（美國人的噩夢是“越戰”，中國人的噩夢是“文革”——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時才能建起來。）
我們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紀念碑，碑文寫了砸，砸了再寫。在雙城，在帽兒山，在牤牛屯，在許多與“東總”有關的地方，都曾籌建各種各樣的紀念碑和紀念館。有的地基打好了，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經快開館了，那個最大的“文物”256號三叉戟一聲響，一切都消聲匿跡了。
死城的累累白骨，應該避而不談，或是一筆帶過嗎？
為了這種亙古未有的慘絕人寰的悲劇，不再在我們的黑土地、黃土地和紅土地上重演。為了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人格、尊嚴和價值，不再被漠視、踐踏。為了今天和明天的“小太陽”，能夠永遠在和平的陽光下生活。一句話，為了像今天唱的那樣，“讓世界充滿愛”，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片黑土地的白骨 之上，建一座碑？
那碑文是現成的。
注釋
(33)(34)《遼瀋戰役親歷記》，403、404頁。
(35)這個“難民證”，老人保存至今。
正面為：
難民證
茲有自長春逃出難民于連潤等4人，經審查後，准予分散謀生，沿途崗哨查驗放行為要。
年齡40 性別 男
住址長春二馬路8號 職業 商
分散地點苑家屯 縣 區 村
自 17 起
行程 9月 日
至 20 止
發糧黃豆4斤
長春難民處理委員會發（此處蓋有“長春難民處理委員會”公章）
民國三十七年9月1日
背面為:
難民紀津
1.在指定時間內，到達指定地點。
2.到指定地點後，向當地政府報告，並服從管理。
3.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違者繳銷難民證，並予以處罰。
4.沿途不得偷竊食物，如包米土豆等，及一切擾亂社會秩序行為。
(36)長春市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1987年），《長春黨史資料》第1輯，92 頁。
(37)1987年第1、2期《黨史資料研究》，26頁。
（《雪白血紅》頁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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