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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話讓我想起我之前摘錄自《反常識經濟學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的內容。
如果刑罰無法嚇阻犯罪，實施這些刑罰就沒有什麼意義。幸好此等刑罰很有成效。以死刑為例，每次當我聽到政客們重複述說死刑的嚇阻效果沒有實際證據時，都會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的確沒有證據顯示當人們「立法制定」死刑時具有嚇阻效果。但是「執行」一次死刑時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三十年來，多種經濟期刊已經發表大量嚇阻效果的證據——當每一次死刑實際執行後，可以預防8次至24次的謀殺不等。
1970年代中期，艾爾力克教授(Issac Ehrlich)首開先河地展開以精密的統計方法評估定罪與刑罰的嚇阻效果。最近他與劉志強教授(Zhiqiang Liu，音譯)合作，再度展開此領域的研究，不但反駁批評最力的對手，同時提供能支持他原先結論的證據：當定罪率每提高1％時，謀殺率就會下降1％，當死刑執行次數每增加1％時，謀殺率約下降0.5％。如理論上預測的，刑罰的輕重確實攸關嚇阻犯罪的成效，但是定罪率的高低具有更大的影響。
我十分感謝艾爾力克教授的研究成果，因為我在教室裡用這些研究成果對學生證明三個重點。第一，誘因攸關重大，即使是謀殺也一樣。第二，經濟理論預測——資料也確認——部分誘因比其他誘因更有效果。第三，如果你想給出政策建議，光是知道你的數字還不夠，你必須有你的價值觀。雖然艾爾力克教授說服大多數經濟學家死刑的確有用，但他本人卻是位強烈反對死刑的人士。（《反常識經濟學》，頁123）
慘遭猴子扯後腿的行為主義者
……行為學派之所以主張行為乃經由學習而非與生俱來的，其依據的「證據」是藉由一系列的獎賞與懲罰實驗便能改變動物的原本行為。單單是改變了動物行為的這件事，就被當成是此現象與遺傳無關的鐵證。華生／史基納（或譯史金納）一派人馬失望地發現，實驗數個月後，被調教過的動物一概又回復到從前的行為。笨老鼠的嚴重退步表現，使那些不相信本能、主張「白紙論」的人非常不舒服，他們無法草草解釋動物故態復萌只是因為牠們懷念過去。雖然有些行為主義學者願意承認動物有本能，但仍然否認人類有本能，華生和他的弟子們宣稱，不論是對於動物或是人類，本能都不具任何重要性；學習才是一切。可是假如此事屬實，那麼動物又為何會回復到過去的行為模式？（《本性難移？Born That Way: Genes, Behavior, Personality》頁259）
之前讀心理學課本時，沒有讀到行為學派的心理學家對動物的調教會失效，果然馴獸師突然遭到動物攻擊的新聞報導，才是真正的殘酷現實。
是的，在某些情境下，每個人都可能展現暴力行為——而多數人會同意處於困境中的貧民區黑人青少年正符合這種情境。而且某些個體由於他們先天基因構造的關係，比其他人更具有暴力犯罪的傾向。附帶一提的是，對於暴力行為的處理方式，藥物療法能減緩這種傾向的蔓延。而那些一再犯下暴力案件的累犯，有許多是可以藉由藥物治療而遠離暴力行為的，至於這種措施是否出自於罪犯個人的選擇或是交給社會來決定，則不是科學上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觀的判斷……。
這兩種類型的罪犯——一為社會情境的產物，另一為神經生物缺陷的產物——讓我覺得有些諷刺。在場人士大多是高級知識份子及某些領域的專家，他們竭盡心力欲釐清兩種類別，有趣的事是，洛杉磯的黑社會份子在分辨這兩種類型的時候，一點困難也沒有，他們知道夥伴中必定有人的腦筋線路「不同」。我彷彿可以聽到他們說：「沒錯，我們會搶劫銀行，也會偷竊商店，可是阿南是個瘋子被他看到一定沒命！」
許多博學多聞的教授在馬里蘭會議廳裡，絞盡腦汁思索著，暴力犯罪的導源究竟是文化還是基因因素。因犯案而遭監禁的幫派份子知道，就某種意義而言，有些人由於過去的紀錄而歸於文化上的因素；有些人則因為本身就是與別人不同，而屬於基因上的因素。而且他們可以分辨出誰是哪一種的。對於規劃社會政策者的一個老問題：是否能夠或應該及早辨識出像阿南這樣的人，並藉由諮商輔導、職業訓練或是藥物治療，來降低他這方面的傾向？或者必須等到他犯下無數的兇殺案後，才讓政府以化學藥物使他安分？或是還有別的辦法？此刻，政府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監獄和死刑。（《本性難移？Born That Way: Genes, Behavior, Personality》頁355）
其他研究顯示基因可能不僅會影響政治立場，還包括一些人們所堅持的立場，例如槍械管制、死刑及同性戀權利等爭議性議題。……
1981年史卡爾發現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也就是對嚴格紀律的傾向）在遺傳上呈現顯著。假如這種特質能透過基因傳遞，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或民族）可以服從於權威式的政府或宗教體制之下，有些人則起而反抗。
1975年澳洲一項針對3810對雙胞胎所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從愛好現代藝術到宗教信仰等各種態度中都具有基因的成分，或許最有意義的發現是對種族歧視的態度。在三個與此議題相關的問題中，包括相信白人的優越性、跨種族聯姻的接納以及非白人移民的看法，在遺傳性上皆達到顯著。……
想到《教養大震撼：關於小孩，你知道的太多都是錯的！NurtureShock: New Thinking About Children》第三章族群意識：小孩天生就會歧視（族群平等教育不只有必要，還要趁早。），還沒讀，不知道書中有沒有更新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
雖然我們在此盡情地推測基因影響社會態度的可能性，但不該忘記的是我們所獲得的基因證據，完全不涉及這些特質的好壞或道德價值觀；基因並非永恆不變，或全權支配個體。在好處方面，僅僅是了解堅定立場所可能具備的基因基礎，便能降低許多衝突。
例如向種族敵意或死刑這類難以對付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找出導致這種態度的生化基礎？或許因此能解釋何以支持派或反對派都訴諸理性和公平，但雙方仍各執一詞。我猜想有些人的基因構造使他們較易接納某些意識型態，而不論是《紐約時報》的社論，神棍羅伯森(Pat Robertson)的佈道大會或納粹政府的口號等具強大影響力的社會因素，則能增強這些固執的立場。我強烈質疑這些主張的說服具有另一種意識型態導向基因的人，幸運的是，許多人對此議題是抱持中立態度……，而政客努力討好的對象，正是這群永遠「未表態」的人。
即使能夠證明基因可以使我們偏向某些看法，亦不代表其他基因不會將我們導正。某個基因可能使我們相信犯罪應該重罰，然而染色體的另一端基因卻引發對死刑的厭惡。關於死刑的議題將演變成一個基因蹺蹺版，一篇好的社論或餐桌上的辯論都可能像這樣來回擺盪。（《本性難移？Born That Way: Genes, Behavior, Personality》頁375）
如果確定證明基因可以使人偏向某些看法，那麼，就又多了一個理由不要跟人爭論政治、宗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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