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惡魔教室」(The Wave；Die Welle)

　　在網路上找《路西法效應》的資料時，才知道「惡魔教室」這部德國電影。這電影在今年(2008)的金馬影展獲得觀眾票選為最愛影片亞軍，之前則在德國電影節獲得傑出影片獎。本來想推薦這部電影，可惜看完後沒幾天就下檔了（上映了四個星期）。

　　為什麼找《路西法效應》這本書的資料會找到這部電影呢？因為《路西法效應》裡面提到了「惡魔教室」所改編的真實故事。電影讓這真實故事有血有肉，生動了起來，也更加令人震撼。

　　美國加州帕洛阿圖市的一所高中世界歷史課堂上的學生就跟我們一樣，無法理解泯滅人性的納粹大屠殺是如何發生的。這樣一個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政治社會運動是如何熱烈展開，而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無知或無視於他們對猶太人造成的苦難？針對這些困惑，他們深具創意和啟發力的老師朗‧瓊斯(Ron Jones)決定改變教學方式，以便讓這些不相信的學生能夠學習到這段歷史的真正意涵。於是他拋棄了平常的訓導式教學法，採取了實驗性的學習模式。

　　他一開始就告訴班上學生，他們將要在接下來一個禮拜模擬德國的種族屠殺歷史經驗。儘管已經有了事前警告，接下來五天在角色扮演「實驗」中所發生的事，還是給學生上了嚴肅的一課，這些事也震撼了他們的老師，更不用說是校長和學生家長。這些學生們創造了一個教條及高壓控制的中央極權體制，與希特勒納粹政權的形態非常相似，使得模擬與真實幾乎難以二分。

　　就跟「A Class Divided」、「歧視的一課（A lesson in Discrimination）」一樣，老師們都有事先在課堂上警告，但……。

　　首先，瓊斯建立了嚴格的課堂規矩，學生只能服從不能有質疑。針對任何問題，學生必須恭敬地起立回答，最多只能用三個字，而且還必須先尊稱「瓊斯大人」(Sir)才行。這些武斷獨裁的規定竟沒有任何人反對，於是課堂氣氛改變了。口才較好、較聰明的學生很快失去了他們的地位聲望，而口才較差、行為較武斷的學生則開始得勢。這個教室裡發生的運動被他們稱為「第三波」(The Third Wave)，他們設計一些用來致敬的口號，只要一聲令下就必須齊聲喊出，而且每天推陳出新，例如「有紀律才有力量」(Strength through discipline)、「合群才有力量」(Strength through community)、「行動才有力量」(Strength through action)以及「自傲才有力量」(Strength through pride)等，只要實驗繼續，口號永遠不缺。他們也創造了用來辨識圈內人的秘密握手方式，任何批評都會被當成「背叛」呈報給組織。除了口號喊喊標語之外，他們還從事各類行動，如製作橫幅懸掛在學校裡、招募新成員、教導其他學生應該要有的坐姿等。

　　請注意，這實驗總共進行五天，不到五天，任何批評就已經被當成了「背叛」。

　　由20位上歷史課學生起頭的核心團體，迅速擴張成擁有百位熱心的「第三波行動者」(Third Waver)團體。接著連指定作業的權力都被學生接管，他們發放特殊的會員卡，這群新的權威核心團體甚至把最聰明的同學從教室裡叫出去，然後興高采烈地虐待。

　　瓊斯接著向他的追隨者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說他們是一個全國性運動的一份子，運動的目的是要發掘願意為政治變革而戰鬥的學生。他說他們是「一群被挑選出來協助實現這項宗旨的年輕人」。而一位總統候選人即將蒞臨隔天進行的集會活動，他會在電視上宣佈成立新的「第三波青年行動方案」(Third Wave Youth program)。於是有超過兩百名學生擠滿了丘薄里中學(Cubberly High School)的大禮堂，熱切期待這項方案的宣布。這些興奮的第三波行動成員穿著白色的制服襯衫，佩帶著親手縫製的臂章，在會堂周圍掛上他們的橫幅標語。而體格健壯的學生們則站在門邊充當保鏢，冒充成記者和攝影師的瓊斯友人則在這群「真正的信徒」中來回傳遞消息。電視打開了，每個人都屏息等待著重大訊息的宣告——這是他們即將齊步前進的目標。然後他們高喊口號「有紀律才有力量」。

　　這讓我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以及政客煽動的學運。

　　然而瓊斯卻放了一段紐倫堡大審判(Nuremberg Rally)的影片，納粹第三帝國(Third Reich)的歷史彷彿幽靈似地出現在螢幕上，「每個人都要接受譴責，沒有人能宣稱自己置身其外。」(Everyone must accept the blame—no one can claim that they didn't in some way take part.)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同時也是模擬實驗的結束。瓊斯向所有參與集會的學生解釋這次模擬的理由，他們的表現已超出他當時的意圖所能預期。他告訴學生，他們必須把「了解才有力量」(Strength through understanding)當成是他們的新標語來自我提醒，並且做了結論，「你們都被操弄了，你們是被自身的欲望驅使，於是來到現在所在的地方。」

　　不知道電影導演是不是讀過《路西法效應》？電影中的老師跟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在「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一樣，受到了情境力量的影響而不自知，都是女朋友的抗議才使他們腦袋清醒，但是結局卻是大不相同。

　　朗‧瓊斯的處理方式讓他陷入了麻煩，因為被抵制的學生家長抱怨他們的孩子受到新體制的糾纏與威脅。不過他最後還是認為許多孩子透過個人親身體驗，學到了最重要的一課：處於法西斯集權主義的背景之下，對於有力權威的唯命是從可以輕易地使人的行為出現劇烈變化。在他之後一篇關於這項「實驗」的短文中，瓊斯提到，「我在丘薄里中學任教的四年期間，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自己曾參與第三波行動集會，這是一件人人都希望遺忘的事。」（離開該學校數年後，瓊斯開始在舊金山與特殊教育學生一起工作。針對納粹模擬事件，一部以實事為本的電視劇《波濤洶湧The Wave》記錄了好孩子成為偽納粹青年軍的轉變歷程。）（《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頁349）

　　認知失調產生，現實不容許說服更多人加入，但又不願承認自己曾做過這樣的事，只好選擇遺忘或否認。（請參閱「高學歷、高社經地位、愛面子的人的致命傷——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看電影時，老師在課堂上誘導學生行動的情節給我似曾相似的熟悉感。仔細回想，才想起是王鼎鈞在《關山奪路》（題外話，讀這本書時，是我第一次看書看到感謝上天讓人世有這麼一位作者，並祈求王鼎鈞能多活幾年，將這系列的最後一本寫完出版。）這本書中所描寫的一段內容。

　　鬥爭大會又是怎樣運作的呢，透過一個難民的遭遇，可以大致了解。這人是地主，是國民黨員，他的兒子在國軍裡當連長，他是反動分子家屬，中共幹部選定他教育群衆。這人有個習慣，常到樹林裡散步，幹部給他設定了一個罪名，藉樹林掩護，跟國民黨特務聯絡，傳送情報。怎麼發現的呢，幹部鼓勵大義滅親，由他的弟弟檢舉，他跟這個弟弟同父異母，小時候，弟弟受他欺壓，懷恨在心。如果拒絕檢舉，哥哥株連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這一邊，」登上鬥爭台，表現得很積極，不僅免罪，也出了胸中這口惡氣。弟弟知道怎樣選擇。

　　大會開始，被鬥爭的對象捆綁上台，幹部派人沿街敲鑼吶喊：「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全村集合，稱爲人民公審。幹部對群衆平時有訓練，臨事有佈置。那年代，國軍盛行「抓壯丁」，抓走了村中一個青年，從此沒有消息，父母傷痛，不必細表。經過幹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壯丁的父母登台控訴，多年的悲憤噴射出來，幹部佈置的「積極分子」抓住時機，高呼口號，狂熱反復迴增感染，許多人輪流上台揭發國軍官兵的罪行，一時之間，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連長的罪行，某連長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媽媽的罪行。全場惟有幹部和核心工作人員是冷靜的，他們暗中記下誰沒有呼口號，誰呼口號的聲音太小。如果有人奮身忘我，自動衝上台去，給那連長的爸爸兩個耳光，朝他臉上吐兩口唾沬，那才是幹部們最滿意的鏡頭。高潮迭起之後，幹部上台，請「人民」決定罪刑，群衆高呼「槍斃他活埋他！」鬥爭大會才算圓滿成功。

　　請注意，這個被群眾說要槍斃活埋的人，只是「常到樹林散步」而已。如果是你被群眾如此「公審」，你會認為你自己「罪有應得」嗎？

　　如果群衆的反應遲疑敷衍呢？依中共用語，這是「群衆的覺悟不夠，」事情緩一緩，先教育群衆，提高群衆的覺悟，然後再開會鬥爭公審，決不勉強。中共禁止包辦，禁止代替群衆決定。他們知道階級仇恨是可以釀造、強化的，「形勢比人強」，價值標準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運動的需要，自動獻身配合，參與者互相競賽，熱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義正詞嚴揭發別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發自己。五十年代台灣盛行反共文學，很多小說把中共幹部寫成暴躁專橫的殺人魔王，我曾告訴他們，中共不是這副模樣，幹部在「運動」中很冷靜，殺人十分慎重。這句話說得太早了，他們聽了目瞪口呆，第二天「線民」找上門來。

　　這就像在「A Class Divided」、「歧視的一課（A lesson in Discrimination）」中，學生會自動分成兩群，會主動地嘲笑、歧視。在上面瓊斯老師的實驗中，學生則會自動將批評當成背叛呈報給組織、將最聰明的同學從教室裡叫出去虐待。但是老師們並沒有要學生這麼做！

　　中共究竟派來多少槍、多少兵、多少幹部呢？他怎麼能把你們控制得這樣嚴密呢？他們說，中共的軍隊並不插手，軍隊只是創造一個環境。外來的幹部寥寥數人，他們就地取材，每一個村鎮、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人，沒受過教育，沒有職業，沒有固定收入，也沒有好品行，這些人仰承大戶人家鼻息，心裡有無限委屈。大戶人家瞧不起這些人，可是又怕這些人，大戶人家的尊嚴，也不過是「隔著一層窗戶紙，好歹別戳破了」。中共幹部先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手裡就有了「硬」的，這些人敢作敢當，「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破壞舊秩序是他們的一大樂趣，幹部用他們打前鋒。地主士紳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樣人，一旦被這些衝鋒陷陣的人拉下馬、揪上台，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中共的「教育」站出來，表示自己的覺悟。這些人雖然覺悟了，可是過了這一關過不了下一關，下一次輪到他上台挨鬥，再演一齣牆倒衆人推，戲碼重複，演員循環，反復的清洗無情。

　　對照一下，瓊斯老師的實驗，五天，成員從20個變成超過兩百位。

　　我和難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們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圖形。中共要澈底改變這個社會，第一步，他先澈底掃除構成這個社會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優勢，第一是財產，第二是世襲的自尊，兩者剝奪乾淨，精英立時變成垃圾。人要維持尊嚴，第一把某些事情掩蓋起來，第二對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釋，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脫褲子」，脫掉他的褲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財產，他從此必須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討。他的子女已經參加革命，親友也和他畫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滅，中共幹部看這些人受苦乞憐，也是革命的一大樂趣。南京的難民聲聲訴苦叫冤，竭力辯說他們的財產是辛苦累積的，他們的素行代代忠厚傳家，這些話完全沒有意義。幹部並非拿著一把秤一個一個秤你，他拿著一把大掃帚「一塌瓜子」掃你。

　　在「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最聰明的同學從教室裡被叫出去，無情地虐待。

　　以後幾年，我在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逃到台灣以後，進中國廣播公司工作，「中共問題專家」某人來電台演講，嘲笑「人民民主專政」不通，認爲三個名詞放在一起不合邏輯。那時電台的編撰部門由王健民教授主領，他對我說，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專政」，「民主專政」有它實際的內容。他說，中共的革命是藝術，也是宗教。那是一九五二年，台北能說出這樣一句話的人不多，我佩服他的卓見；能聽懂這樣一句話的人也不多，我是他的知音。中共佈置一個恐怖的環境，人人自危，只有幫助幹部定別人的罪，你才有安全感，一旦你已被定罪，你也可以產生安全感。「民主」就是人人忙著定別人的罪和人人忙著認自己的罪。（《關山奪路》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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