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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賽局(dictator game)是「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的變異版本，有經濟學家跟心理學家用它來證明人類天生傾向利他，但經濟學家李斯特(John List)則用它來證明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在「獨裁者」賽局中，同樣是由兩個參賽者分一筆錢，但只有其中一人有決定權，所以這賽局才會取名為「獨裁者」，指的就是那個做決定的人，只有一個人能影響此賽局。
原版的「獨裁者」賽局實驗運作如下：給愛妮卡20元，告訴她，她可以選擇以下兩種方式之一分錢給莎達（兩人互相不知道對方姓名）：(1)兩人均分，每人各得10元；(2)愛妮卡自己留下18元，只分給莎達2元。
「獨裁者」賽局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的單純性：在兩位匿名參賽者只有一次機會的賽局中，這種安排似乎去除了真實世界中利他行為的所有其他複雜因素，慷慨不會獲得報償，自私也不會遭到懲罰，因為若獨裁者做出自私選擇，第二位參賽者（莎達，非獨裁者）沒有任何資源可以懲罰獨裁者。另一方面，匿名的安排，也免除了捐獻者可能對受贈者抱持的任何個人情感或感覺。舉例而言，一般美國人對卡崔納(Katrina)颶風受害人的情感，不同於他們對中國地震或非洲旱災受害人的情感；他們對於颶風受害人的情感，也不同於他們對愛滋病受害人的情感。
好，「獨裁者」賽局似乎直接切入我們的「利他」衝動核心，那麼你會如何玩這賽局呢？想像你是獨裁者，面臨兩種選擇：把手上的20元分出一半；或是只分出2元。
你很可能會選擇均分這筆錢。在最初的「獨裁者」賽局實驗中，每4名參賽者就有3人做此選擇，真是驚人！
人們是如此地慷慨！
「最後通牒」和「獨裁者」賽局得出如此引人注目的結果，使得這些賽局很快地在學術圈延燒起來，他們以無數版本和背景進行無數這類賽局實驗，不只是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加入行列。《人的社群性基礎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ality: 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Ethnographic Evidence from Fifteen Small-Scale Societies》書中敘述了一項重大研究，一群知名學者遠赴世界各地，在15個小規模社會中檢驗人類的利他行為，其中包括坦尚尼亞的打獵採集者、巴拉圭的阿帕切印第安人、西蒙古的蒙古人及哈薩克人。
結果，不論是在西蒙古進行的實驗，或是在芝加哥南邊區進行的實驗，都得出相同的結論：人們施捨助人。現在的實驗賽局安排方式，通常是讓獨裁者不限於兩種選擇（給10元或2元），可以給任何金額（從0元到20元）。在這種安排下，獨裁者平均提供約4元，相當於總金額的20％。
訊息再明顯不過了：人類似乎天生傾向利他。這個結論不僅令人振奮，也撼動了傳統經濟學的基石。《人的社群性基礎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ality》一書寫道：「過去10年，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研究明顯證明，教科書裡的『經濟人』描繪並不正確。」
非經濟學家若因此覺得滿足得意、幸災樂禍，倒是情有可原啦。「經濟人」——沮喪的經濟學家們長久以來擁抱的那個超級理性、自私自利的生物，已經死啦（若他曾經存在過的話），哈利路亞！
若說這個或可稱之為「利他人homo altruisticus」的新典型，對傳統經濟學家而言是壞消息的話，那麼它對所有其他人而言，似乎應該是個好消息，尤其是慈善組織和救災部門，更有理由感到高興。不過，這其中還有更深廣的含意：上自政府高級官員，下至想要養育出熱心公益的小孩的父母，任何人都必須從「獨裁者」賽局的結論中得到啟示，因為若人類天生傾向利他的話，社會就應該能夠仰賴利他行為來解決問題，哪怕是最傷腦筋的問題。（《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頁162）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的作者很直接地點出了現實生活中腎臟移植所面臨的腎臟捐贈短缺問題。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李斯特(John List)在一篇論文寫道：「我、我的家人或朋友（或朋友的家人、朋友），從來沒有收到過裡頭裝了錢的匿名信封，可是，全世界各地無數的學生在實驗室裡的實驗中，明顯展現了他們的施予傾向，以匿名方式送錢給不知名的靈魂。怎麼會這樣呢？」
於是，李斯特決定要確切地弄清楚，到底人類是否天生有利他傾向。他挑選的武器是「獨裁者」賽局，和創造出傳統「利他」見解相同的工具，但李斯特用自己的錦囊妙計做了部分修正，他招募了一大群自願參與的學生，進行一些不同版本的實驗。
李斯特從典型的「獨裁者」賽局開始，第一位參賽者（我們再度稱她為愛妮卡）獲得一些錢，她必須決定要給另一位匿名的參賽者（莎達）一些錢、或甚至全部錢，或不給半毛錢。李斯特發現，七成的愛妮卡給莎達一些錢，平均的「捐贈」是總金額的25％左右。這結果吻合典型的「獨裁者」賽局實驗獲得的發現，十足展現人類有天生利他傾向。
在第二種版本中，李斯特讓愛妮卡有另一項選擇：她仍然可以選擇給莎達任何金額，但如果她喜歡的話，她也可以拿走莎達的一元。若這賽局裡的獨裁者（愛妮卡）有利他傾向的話，賽局的這一項改變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影響；這項改變只會影響不給另一個參賽者任何錢的獨裁者（亦即無利他傾向的獨裁者）。李斯特只不過是增加了獨裁者的選項，增加的選項只會影響到最吝嗇的參賽者。
結果，在這修改的第二種版本中，只有35％的愛妮卡給莎達部分錢，這個比例只有原始版本賽局中的一半。另一方面，有將近45％的愛妮卡不給莎達半毛錢，有20％的愛妮卡拿走莎達的一元。
嘿，利他傾向哪裡去了？
李斯特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又進行了第三種版本的賽局：告訴愛妮卡，莎達也獲得跟她同額的錢，愛妮卡可以偷走莎達的所有錢；不過，若愛妮卡喜歡的話，她也可以從自己的錢中抽出任何一部份給莎達。
結果呢？只有一成的愛妮卡給莎達錢，有超過六成的愛妮卡向莎達拿錢，其中有四成拿走莎達的所有錢。啊，在李斯特的指導與觀察下，一群利他主義者突然且輕易地變成了一群賊。
李斯特的第四種、也是最後一種版本實驗跟第三種版本一樣，獨裁者可以偷走另一位參賽者的所有錢，但在此版本的實驗中有一項簡單改變：不再如同這類實驗的標準版本那樣，直接給參賽者一筆錢，愛妮卡和莎達必須先工作，才能獲得錢。（李斯特需要一些錢進行另一項實驗，在研究經費有限下，他這麼做是一石二鳥。）
在參賽者工作並獲得錢後，實驗賽局展開。愛妮卡仍然可以選擇拿走莎達的所有錢，就如同超過六成的愛妮卡在第三版本賽局中所做的那樣。不過，在這一回合，兩位參賽者都是靠自己工作賺錢，只有28％的愛妮卡拿走莎達的錢，有三分之二的愛妮卡既沒有拿走莎達的錢，也沒有給莎達半毛錢。
所以，李斯特做了什麼？這有什麼含意？他在實驗室實驗中增加了一些新元素，使實驗變得更像真實世界，而實驗結果推翻了傳統的「利他」見解。在實驗裡，若你的唯一選擇是給另一個人一些錢，你大概會這麼做；但在真實世界裡，這鮮少是你的唯一選擇。在李斯特的最後一個版本實驗中，以工作獲取酬勞，這大概是最具說服力的一點，這顯示，當一個人靠著實實在在地工作獲得一筆錢，並且相信另一個人也是這麼做時，她既不會把賺來的錢給出，也不會拿走不屬於她的錢。
別忘了，有28％的愛妮卡拿走莎達的錢，幾乎每三人就有一人，這比例可不低。
可是，那些獲獎的行為經濟學家所辨識的明顯利他傾向，又怎麼說呢？
「我認為，大多數人顯然錯誤詮釋他們的資料，」李斯特說：「在我看來，這些實驗刺入了一把刀，這絕對不是我們所觀察到的利他行為。」（《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頁174）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的作者提到了可能導致經濟學（或心理學）實驗結果不可信的三個因素，一、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二、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知道自己被監視觀察而改變行為；三、實驗主試者誘發受試者展現特定行為。
李斯特設計的獨裁者賽局版本，換個角度看，如果制度（或環境）允許特權階級（愛妮卡可能是官、政客、黑道、資方等等）存在，主政者或媒體坐視，甚至認可這些巧取豪奪的行為（我加薪、你減薪；天龍人可以傷害或殺死人，別人休想動天龍人一根汗毛）時，會產生類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也不足為奇。
李斯特第四個版本的獨裁者賽局，如果改成愛妮卡工作完要給錢時，實驗人員告訴她，由於實驗經費問題，她跟莎達其中一人只能給比較少的錢，為了公平起見，用抽籤決定誰拿比較多的錢，但實驗設計愛妮卡總是拿比較多錢，不知道實驗結果會不會有變化。以這一個版本，抽完籤後，讓愛妮卡無意間聽到莎達有困難需要錢，又會如何呢？
只要有效誘因，人的善惡都能被操縱
當你向經濟學家李斯特這樣地檢視真實世界時，你會發現，許多看似利他的行為，似乎不是真的那麼利他。
當你捐獻100元給本地的公共電台時，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利他行為，但你可以因此獲得一年的免費收聽（幸運的話，你還可能獲得一只帆布購物袋）。論平均每國民慈善捐獻額，美國人居世界之冠，但美國的稅法也對那些捐獻提供了最慷慨的扣減。
大多數的施予，其實是經濟學家所謂的「非純粹利他impure altruism」，或「榮耀性利他warm-glow altruism」；你施予他人，並非只是因為你想幫助他們，也因為這樣的行為使你看起來有善心，或使你有好的感覺，或減少你的不安感覺。
以乞丐為例，蓋瑞‧貝克(Gary Becker)曾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大多數施捨錢給乞丐的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乞丐的可憐外貌或動人懇求，使他們覺得不安或內疚。」這也是為何人們經常過街以避開乞丐，但鮮少為了碰上乞丐而過街的原因。（《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頁180）
有人為善上了媒體，也會造成其他人的不安或內疚，媒體的內容決定有多少人跟著為善，或者見笑轉生氣，變成酸或言論攻擊為善的人。
利他行為有一個可愛的小秘密：它會讓人感覺良好。人腦天生的設計就是會覺得慈善義舉讓人愉快；對別人好，可以讓我們覺得舒服。最近有一項大腦造影實驗，科學家發給幾十名受測者每人128美元（約新台幣3700元），讓他們選擇要保留這筆錢，或是捐給慈善機構。結果當他們選擇將錢捐出去時，腦中的報償中心就會活躍起來，而他們也會經歷到一陣無私的愉悅之情。事實上，有好幾名受測者在進行利他行為時，腦中報償回路的活躍程度，甚至超過自己拿到現金報酬時的情形。從腦部觀點來看，真的有所謂「施比受更有福」。（《大腦決策手冊How We Decide》頁235）
至少老天爺鼓勵我們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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