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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
問題是，你爭的是什麼樣的自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希娜．艾恩嘉(Sheena Iyengar)在《誰在操縱你的選擇The Art of Choosing》提供了我一個新的角度來了解「茉莉花革命Tunisian revolution ثورة الياسم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中國，與現今的台灣。
即使在統一20年後，柏林在很多方面還是感覺像兩個城市，如柏林圍牆般強大的觀念障礙分隔著兩邊的人。我和東柏林人交談時，發現他們對於市場上增加的機會、選擇、選項並沒有充滿感激，反而對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感到懷疑，逐漸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一份2007年的調查顯示，五個德國人中就有一人以上希望重新築起柏林圍牆，高達97%的德東人表示他們對德國民主感到不滿，九成以上德東人覺得社會主義原則上是不錯的概念，只不過以前實施得不太好。……
以蘇聯與其同盟（包括東柏林）所採用的經濟體系為例，政府規劃了每個家庭可能需要多少物質，包括汽車、蔬果、桌椅等，由那個數字再推估全國得生產目標。每個公民依據在校展現的技能，分配到特定的職業，而職場上的工作也是根據全國的需求推估出來的。由於房子和醫療保健都是免費的，他們的薪水全都花在消費品上，但政府控管的生產中心會確保每個人都獲得一樣的東西，連電視機、家具、生活空間的型態也是家家戶戶相同。
歷史證明，這種體制無法長久。儘管工人的薪水逐漸上調，政府仍刻意把商品價格壓低以預防人民的不滿，導致大家能花的錢比能買到的東西還多。雖然民間因此出現黑市販售非法商品，大家的錢還是大多閒置在銀行裡，這表示政府雖然付薪水給人民，卻沒有收回足夠的錢資助政府各種活動需要的經費，再加上內部貪腐嚴重，和美國的軍備競賽又很消耗資源，蘇聯的經濟最後終於不支瓦解。
共產體制雖然因為本身致命的缺點而崩解，卻為人民解除多數金錢上的煩憂，因為大家都有足夠的錢購買政府供應的多數物質。他們買不到奢侈品，無法參與任何形式的炫耀性消費，但每個人都買得起生活必需品。資本主義體系就沒有這樣的保證了，很多東歐人在經濟轉型期都痛苦地體會到這一點。他們突然失去國營事業的工作，這對比較不擅長在新職場上爭取工作的老一輩來說特別難熬。而過去的物價從1950年代以來就固定不變，如今卻通膨嚴重，導致消費品變得格外昂貴（尤其是舶來品），也破壞了人民畢生積蓄的價值。雖然有些人剛好抓對時機卡位，因經濟轉型成資本主義體制而大幅受惠，但他們大多是靠牟取暴利致富。我訪問了一個人，他對當地的轉變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在蘇聯時代，你有錢但買不到東西。現在你什麼都能買了，卻沒有錢。」
類似的言論在中國改革開放沒多久後，我在一篇新聞報導中，也看過廣州市民說過。
這番話充分說明了我們文化中最重視的一項特質，心理學家兼社會理論家佛洛姆(Erich Fromm)曾在1941年的著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裡巧妙地提到這點。佛洛姆認為，自由是由兩個互補的部份組成的。一般對自由的看法是，「擺脫在政治、經濟、精神上限制我們的鐐銬。」也就是說，他人不能強行干預我們追求自己的目標。除了這種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佛洛姆覺得還有一種能夠的自由(freedom to)，亦即能夠追求特定目標並充分發揮潛力的自由。「解放的自由」和「能夠的自由」不一定都能兼有，但是我們必須在兩者兼備的情況下，才能從選擇中獲得完整的效益，例如小孩子可能「獲准」享用一塊餅乾，但如果她無法搆到架上的餅乾罐，就吃不到餅乾。
理想的資本主義體系最重視的一點，就是「解放」大家在社會上往上爬的限制，至少理論上大家都有平等的機會，靠著自己的優點決定成敗。但沒有限制的世界非常競爭，較有才華、較努力或運氣較好的人就有優勢，所以雖然有許多種商品與服務，卻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到所有選擇，有些人甚至負擔不起生活必需品，例如食物、住所、醫療等。相反地，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體系則是追求結果平等，而非機會平等，保障所有成員都「能夠達到一定生活水準」的自由，難就難在這些提供貧困者的額外資源必須來自某處或「某人」，因此政府必須徵用他人的財產、控制其經濟活動，削減其「解放的自由」。
真正的選擇需要有能力挑選，不受外力阻礙，這表示過於偏向上述兩個極端都會限制大家的機會。此外，這兩種極端在實踐的過程中都會衍生額外的問題。缺乏「能夠的自由」，除了可能讓無法自力更生的人陷入貧困、苦難、窮途末路以外，也可能造成權力傾斜：富豪的權力之大，令他們即使從事不法勾當也能迴避責罰，或修改法令以鞏固自己的優勢，犧牲其他人的利益，這就是大家常對19世紀末期「強盜資本家robber baron」提出的指控。相對的，缺乏「解放的自由」，可能鼓勵大家怠工，因為他們知道每個人的需求都會獲得滿足，導致扼殺了創新和冒險進取的創業精神，因為多努力一些也不會獲得額外的物質收益。此外，政府需要有支配人民的廣大權力才能落實這樣的體制，但我們從過去多數的共產體制可以看到權力終究會腐化。
最糟糕的是，有錢的人跟有權的人沆瀣一氣，同時剝奪了一般老百姓的「能夠的自由」與「解放的自由」。
幸好，儘管我們不太可能同時提升這兩種自由，但這不是零和遊戲，我們還是可以兼顧兩者到某種程度，例如用課稅的方式建立社會福利制度（這是稍微限制一下「解放的自由」，以換得許多人「能夠的自由」。當然，有些人認為還不夠濟貧的稅率，有可能對其他人來說高得可怕）。雖然大多數人比較喜歡在兩種極端間取得平衡，但每個人因個人經驗與文化背景的差異，各有一套不同的假設，那也會影響我們認定的平衡。
住在前共產主義國家的人，就是面臨從一個極端轉換到另一個極端的挑戰。我在柏林訪問了許多人，發現轉變過程中的一大阻礙，是他們長期以來對「公平」的認知，無法用另一套想法輕易取代。我常發現，西柏林人（普遍比較像西方人）是以「解放的自由」在看世界。對東柏林人來說，儘管共產主義只是過往的記憶，但他們的觀點還是偏向「能夠的自由」，尤其是老一輩。例如克勞斯就感嘆：「以前我只能到匈牙利度假，但至少我知道自己還能度假。現在我哪裡都可以去了，卻沒錢去任何地方。」赫曼也對過去有類似的懷念：「以前電視只有兩個頻道，但是大家都有。不像現在，有的人有上百個頻道，有的人一個也看不到。」卡佳最不滿的是新體制對醫療保健的影響：「以前我只能看一位醫生，現在有那麼多醫生可選，但是醫生根本不在乎病人。好醫生很貴，我覺得我生病時沒人能幫我看病。」較年輕的東柏林人也提出同樣的感受，不過他們的懷舊渴望不像老一輩那麼強烈，或許這是因為老一輩在轉換過程中，體驗到比較嚴重的經濟副作用。
我把訪問的範圍拓展到烏克蘭、俄羅斯、波蘭等國家時，一再聽到他們對選擇的公平分配問題提出類似的想法，即使是那些在最高學府裡就讀的大學生。他們應該可以靠著教育在未來獲得較多的成就，可是他們也有同樣的想法。……即使他們認為「解放的自由」比「能夠的自由」提供個人更多的機會，但年輕的受訪者並不認為這對社會整體而言是最好的模式。
……真正的選擇是，是提供人民「能夠的自由」，例如基輔的安娜塔西亞教授表示，轉變成資本主義後，「我想我們失去了機會平等的特權。以前在蘇聯時代，因為人人機會平等，所以我反而覺得那時的選擇比現在還多。」
不只面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對立的人會對「解放的自由」和「能夠的自由」產生不同觀感，一般來說，愈強調集體主義優於個人主義的人或文化，愈喜歡「保證大家都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體制，而非「有利個人成就發展」的體制。即使在西歐，他們雖然偏向個人主義，但是沒像美國人那麼明顯，所以他們比較可能支持呼應「能夠的自由」的政府政策，而非呼應「解放的自由」的政策，例如2009年，美國對富豪課徵的所得稅率最高是35%，比歐盟的平均值低了12%。1998年，美國花了11%的國民生產毛額(GDP)在社會保險、醫療、福利金等津貼和補助上，歐盟國家則平均是花21%。
台灣所得稅率最高是40%。
我們覺得自己對人生有多少掌控力（這有一部分是受我們接觸到個人主義的程度高低所影響），也會左右我們如何看待選擇的分配。覺得人生可以由自己掌控的人，通常會偏好「解放的自由」，這不僅是因為它提供較多機會讓他們達成個人目標，也是因為這樣比較公正：投入愈多心血的人就會獲得回報，偷懶的人無法坐享他人的成果。相反的，認為成敗主要是由命運（包括出生環境）決定的人，通常會覺得以「能夠的自由」為重的體制比較公平。畢竟，如果再怎麼努力也不見得會成功，努力的人也有可能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維生。
以時間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認為成敗主要是由命運（包括出生環境）決定的人，屬於現在宿命型(Present Fatalistic)時間觀。
從這種世界觀的差異可以看出，對個人掌控力的看法和政治的意識型態息息相關。保守的政黨通常偏好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自由派則偏好較強大的政府與社會計畫。「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資料顯示，在美國與歐盟國家內，自詡為自由派的人比較不可能主張「窮人很懶」這種說詞，並且較可能支持「收入和運氣好壞有關」之類的說法。在歐洲，很多國家有強大的民主社會主義黨，他們比美國任何主流政黨還偏左派。有54%的歐洲人認為每個人的收入是看造化決定的；相較之下，美國人這麼想的比例只有30%。而當大家根據自己的理念投票時，便會合力將他們的社會導向其中一種自由的概念──解放的自由，或是能夠的自由。
這裡，大家可能會想問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整體來說，哪種方法比較好？」這樣的問題其實無法回答，因為大家對自由的歧見不僅會影響他們支持的政策，也會影響他們用什麼工具來衡量政策成效。重視「解放的自由」的人，比較可能注意每人GDP之類的衡量數據，因為它讓人窺見該國家潛在的機會有多少。例如，有人可能會注意，2008年美國的美人GDP是4萬7千美元，歐盟國家的平均值是3萬3400美元。美國身價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人數也是其他國家的六倍（全球五大富豪中，美國就占了三位）。比較重視「能夠的自由」的人，可能會注意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這類的衡量工具，可以評估一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在133個算過吉尼係數的國家中，瑞典居民的財富與資源分配狀況最平均，許多前蘇聯成員國與附屬國雖然每人GDP很低，吉尼係數卻排在前30名。美國是第94名，僅次於喀麥隆和象牙海岸。美國民主實驗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國家財富，卻也創造了不平等的社會。
整體而言，美國人比任何國家的人都更相信「解放的自由」的重要性，這種理想常以「美國夢」的字眼呈現。「美國夢」是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1931年自創的用語：「『美國夢』就是大家夢想在一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過得更好、更豐裕、更充實。靠著實力或成就，人人都有機會……這也是所有人夢想中的社會秩序，當中的男男女女都能充分發會與生俱來的能力，並因自己的成就而得到他人的認可，無關出身好壞。」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你有雄心和實現夢想的技能，沒人可以阻礙你的雄心壯志。如果你懷著夢想，又有職業道德，全世界都公認這是一個可以讓人出人頭地的國家。
美國夢雖然激勵許多人去實現偉大的夢想，但是對無數的人來說，它永遠只是一個夢想而已。長久以來，全世界都覺得美國是個充滿機會的國度──以前或許真是如此，但如今對大多數人來說，美國其實和大部分後工業化國家差不多。最近的研究甚至發現，美國父母的收入和子女的收入之間有很高的相關性，比瑞典、德國等西歐國家還高。這顯示，美國人的成功比較不是靠個人努力，而是靠原生家庭的環境。（《誰在操縱你的選擇：為什麼我選的常常不是我要的？The Art of Choosing》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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