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要跟人爭論政治、宗教議題？——我們先用情緒下決定，再用理性找理由

　　有人告誡，跟陌生人聊天，不要聊跟宗教、政治有關的事，這是對的。就算是感情深厚的親友，也不要爭論宗教、政治議題。為什麼？

　　維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著有《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寫道：「當你看到一幅畫，通常很快就會知道自己是否喜歡。如果有人要你解釋你的判斷，你會虛構一些理由……道德爭論大致也是這樣：兩個人如果對某議題有強烈的感覺，先出場的都是他們的感情，然後才編造出理由，丟給對方。」（《大腦決策手冊：該用腦袋的哪個部分做決策？How We Decide》頁222）

　　且讓我們來考量下面這個道德情境，這是海德特最先提出來的。假設有一對兄妹，馬克和茱莉，一同去法國南部度假。有一天，他們暢遊鄉間，玩得很盡興，晚上兩人共進一頓每位晚餐，席間還喝了幾瓶紅酒。結果不知不覺的，兄妹倆決定要發生性關係。茱莉服了避孕藥，馬克也用了保險套以策安全。他們很享受這段關係，但是決定以後不要再這麼做。兄妹倆承諾要守住這段一夜情的秘密，在一段時日之後，他們發覺性關係使得彼此的感情更為融洽。你覺得茱莉和馬克有錯嗎？

　　如果你和大部分人一樣，你的第一個反應會是：這對兄妹犯了滔天大罪。他們的行為錯得離譜。然而，當海德特要求別人解釋他們那嚴厲的道德判斷時，最常聽到的理由卻是，這樣可能生出基因有缺陷的孩子，以及發生性關係有可能損害兄妹的手足之情。這時，海德特會點出，馬克與茱莉採用了雙重避孕措施，而且性關係其實讓他倆的關係更親密。但是，這些事實都不重要，即便自己提出的理由給一一駁回，大家還是認定，親手足發生性關係就是不道德。

　　「這項實驗裡的狀況是，」海德特說：「人們會提出一個理由，解釋這種性關係不對。當這個理由不成立，他們又會提出另一個理由。當新的理由不成立，他們就再找另一個理由。」當然，他們最後會找不出理由，他們把所有道德理由都用光了。可以看出，這些理性的辯護是強加上去的。這時，他們就會開始說一些像是「因為和親妹妹發生關係就是不對」或是「因為那太噁心了，所以不可以！」

　　海德特把這種論調稱做「道德錯愕moral dumbfounding」。大家都知道某些事情是不道德的，就像兄妹之間發生性關係是很可怕的念頭，但是沒有人能拿出合理的理由，幫這項裁決辯護。

　　根據海德特的說法，這則關於兄妹發生性關係的小故事，點出我們在做道德決策時的兩個不同程序。情緒腦會做出裁決，由它來決定誰對誰錯。就茱莉和馬克的案例，情緒腦絕不相信兄妹發生性關係是道德容許的事，不論他們事先作了多少避孕措施。反觀理性腦，則負責解釋這項裁決，它會拚命找理由，但這些理由全都是事後補上的。

　　我們的情緒腦會先幫我們下初步的判斷，如果這情緒夠強烈的話，甚至會變成由理性腦負責發言解釋善後的局面。非言語行為所產生的第一印象，正是情緒腦所做的判斷，這也是我會寫「面試不出錯的12要領」、「商務穿著的要與不要」、「[心理測驗]你的身體語言信心指數有多高？」這幾篇網誌，看這類書籍的原因。

　　這正是精神變態者的危險之處：他們缺少能夠指引道德決定的情緒。在他們應該有情緒的地方，出現一個可怕的空洞。對精神變態者來說，罪行永遠是發自理智，而不是發自心底。結果，精神變態者的腦袋裡，除了一位很會推理、隨時準備幫自己的行為找理由的律師之外，什麼都不剩。精神變態者會犯下暴力罪行，是因為他們的情緒從未告誡他們，不要那樣做。（《大腦決策手冊：該用腦袋的哪個部分做決策？How We Decide》頁223）

　　政治、宗教議題的麻煩不僅如此。

　　死忠某個政黨的選民，可以作為「如何能不要形成意見」的個案研究：他們的腦袋頑固得百毒不侵，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自己要相信什麼，再多的說服、再多的新資料，都無法改變他們腦袋裡的辯論結果。

　　譬如說，197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有人曾經分析500名「黨性堅強」的選民，發現在選戰最激烈的最後兩個月，只有16％的人接受說服，轉投另外一個黨。

　　另外還有一項研究，追蹤一群美國選民從1965到1982年間的政黨屬性變化。雖然這是美國政治史上極為動盪的年代，歷經越戰、停滯性通貨膨脹、尼克森下台、石油危機以及卡特時代，但是在1965年自認是共和黨的選民當中，仍有將近90％的人在1980年投票給雷根（共和黨）。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並沒有改變太多人的心意。

　　現在我們有可能了解，政黨認同為何能夠如此屹立不搖。艾默里大學的心理學家威斯頓(Drew Westen)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起跑階段，幫一群黨性堅強的選民進行腦部造影。他把兩位總統候選人，凱瑞與小布希所說過明顯有矛盾的言論，拿給受測者看。譬如說，受測者先看到一段話，是小布希誇讚駐伊拉克的美軍，並誓言「要為退伍軍人提供最完善的照顧」。接著，受試者會發現，就在小布希說這段話的同一天，他的幕僚才刪減了16萬4簽名退伍軍人的醫療福利預算。同樣的，凱瑞也有幾段關於他曾投票授權總統打伊拉克戰爭的矛盾言論。

　　看過兩位候選人的矛盾政見後，研究人員要求受測者幫這些言行的矛盾程度打分數，從1分到4分，4分代表矛盾最嚴重。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選民的反應主要還是由政黨屬性來決定。民主黨選民非常在意小布希（共和黨）的矛盾言行（他們多半評給4分），但認為凱瑞（民主黨）的矛盾比較沒什麼大不了。共和黨選民的反應也差不多，他們幫小布希的錯誤找藉口，卻覺得凱瑞的矛盾程度駭人聽聞。

　　藉由把每位選民請入功能性磁振造影機器，威斯頓得以從腦袋的觀點，來研究這類具有政黨屬性的推論流程。他能親眼看見民主黨及共和黨選民在面對相衝突的證據時，腦袋如何奮力維持原本的政治看法。看到自己中意的候選人言行不一致時，監貞的黨性就會自動徵召負責控管情緒反應的腦部區域，例如前額葉皮質。雖說腦袋裡這樣的現象也可能暗示說，選民是理性的行動者，正在平靜的吸收、理解令他們不快的資訊。但是威斯頓早就知道事實絕非如此，因為選民對凱瑞及小布希矛盾程度的評分，完全視他們的政黨屬性而定。

　　要是果真如此，那麼前額葉到底在忙什麼呢？威斯頓知道，選民並不是在利用推理能力來分析事實，他們是在利用推理能力保全自己的堅強黨性。一旦受測者得出能夠解釋證據的說辭，得以快活的幫自己中意的候選人開脫，他們腦內的報償系統就會活化，然後經歷到一陣愉悅的感覺。換句話說，自欺的感覺確實美妙之至。「基本上，選民就好像在轉動一個認知萬花筒，一直轉到滿意的答案出現為止，」威斯頓說：「然後他們會大大的加以強化，一方面積極消除負面的情緒狀態，另一方面則活化正面的情緒狀態。」

　　這個有缺陷的思考流程，對於所有選民的意見形成，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黨性堅強的選民都自認是理性的人，不理性的是另一個黨。但事實上，我們全都是合理化高手。

　　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科學家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分析1990年代的調查數據，來證明這個看法。

　　民主黨的柯林頓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美國預算赤字減低了90％以上。然而，當共和黨選民在1996年被問及柯林頓任內的預算赤字如何，卻有超過55％的人回答說赤字增加了。這些數據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其中有些共和黨選民的消息很靈通，他們常常看報、看電視新聞，而且認得出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可是這一群選民的表現並沒有勝過消息不靈通的選民（許多消息不靈通的選民連副總統的名字都不太叫得出來）。

　　即使政治知識豐富，也無法消除政黨偏見，為什麼這樣的現象會存在呢？根據巴特爾斯的說法，因為選民傾向於只吸收能夠確認本身既有信念的事實。當某項資訊不符合共和黨人的論點時，例如柯林頓讓預算赤字減低，並不符合他們對自由派人士「一邊加稅、一邊亂花錢」的刻板印象，那麼他們就會把這項資訊隨便略過去。「選民認為自己在思考，」巴特爾斯說道：「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是在發明一些事實，或是忽略另一些事實，好讓自己能夠將既定的決策合理化。」一旦你認同了某個政黨，整個世界就會根據你的理念來重新編輯。

　　當你（強烈）認同了某個政黨，你有了信仰，你也失去了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精神——傾聽、包容異見，以民為本。因為你關心的是某個政黨能不能取得政權，而不是一般百姓能不能過得更美好。

　　遇到像這樣的時刻，理性反而成為我們的包袱，因為它能讓我們把所有的信念都加以合理化。前額葉皮質搖身一變，成了資訊過濾器，變成我們用來阻擋不受歡迎的論點的隔柵。

信仰虔誠的人，也會過濾雜訊

　　且讓我們看看下面這個實驗，由兩位認知心理學家，布洛克(Timothy Brock)與巴朗(Joe Balloun)在1960年代末所進行的。他們找來的實驗對象，有半數是勤上教堂的人，半數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播放了一卷抨擊基督教的錄音帶給受測者聽，更有意思的是，還在帶子裡添加了惱人的靜電，製造出噪音。不過，聽者只要壓一下按鈕就可以把噪音減輕，使得錄音內容在剎那間變得清晰。

　　實驗結果完全如同預期，相當令人沮喪：不信教的人總是會試著消去噪音，而信教者寧願該卷錄音帶聽不清楚。後來布洛克與巴朗又針對吸菸者進行類似的實驗，讓吸菸者聽講解吸菸導致癌症的錄音帶，也顯現了類似的效果。我們全都會透過自願的無知，來壓抑認知方面的雜訊。（《大腦決策手冊：該用腦袋的哪個部分做決策？How We Decide》頁261）

　　2014年8月11日補充：「如何說服不想被說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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