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1日 星期四

2秒鐘就決定你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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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第一印象需要多久的時間?

  兩秒鐘!

  更糟糕的是,第一印象不容易改變。

  哈佛心理學家安巴迪(Nalini Ambady)女士和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做過一個心理實驗。原本,安巴迪只想研究教師成功的因素。她懷疑肢體語言之類的非口語傳播是重要原因。為了測試,她幫好幾位哈佛教授拍了無聲錄影帶,播給一群人觀看,要他們為教授打分數。

資料出處:「The New-Boy Network」,作者Gladwell,著有《異數》、《引爆趨勢》、《決斷2秒間》、《大開眼界:葛拉威爾的奇想

  安巴迪想為每位教授拍一分鐘的教學錄影帶,拍攝結果卻不如預期。錄影帶拍下教授與學生的互動情形,由於學生出現在畫面可能影響評分者的觀感,所以安巴迪告訴助理,不能用這些畫面。

  後來安巴迪把帶子重看一遍,決定從中剪出10秒鐘沒有學生的教學畫面。她用這十秒鐘的畫面做實驗。評分者根據這些帶子,在15個項目為教授做評分。

  如果要求你憑10秒鐘的錄影畫面給一個人打分數,你當然是打得出來。大概,你根本不會覺得這樣打的分數會有什麼用處。

  安巴迪把同一批教授的錄影畫面從10秒鐘剪成5秒鐘,繼續進行這項實驗,這次換另一群人來看帶子打分數。這些人打出來的分數與先前看10秒鐘畫面的結果完全相同,就算有差別也完全在統計誤差範圍之內。

  安巴迪把帶子又剪更短,這次剪成2秒鐘,再換另一批人打分數,結果依然相同。

  最震撼的,卻是等到學期結束,安巴迪把教授所獲得的學生評分拿來與看帶子實驗的分數做比較。學生上完教授整學期的課,他們對教授的了解,絕對比那些只靠幾秒鐘無聲畫面來認識教授的陌生人多很多。可是那不重要,學生的評分與看帶子實驗的評分幾乎一模一樣。陌生人根據短短兩秒的無聲畫面,對一位教授的看法,與上完教授整學期課的學生幾乎吻合。

  人與人會面,似乎在一開始2秒終究快速下了判斷,對方根本不必說任何話。兩秒鐘之後,能夠真正扭轉第一印象的事件就少之又少了。

  內涵,需要外表創造機會,才有辦法表現。

  話說回來,以上實驗中看帶子打分數都是自願參加的大學生。誰知道他們的評分標準?誰知道他們認不認真?

  後來的另一個實驗針對的就是企業用人。羅森塔爾的學生柏尼瑞(Frank Bernieri)與研究生賈達姜(Neha Gada-Jain)共同進行一項研究。他們找來兩人接受六週的面試官訓練,學會一般的面試技巧。然後送這兩人去面試98名不同背景的自願者。每場面試持續15到20分鐘。所有的面試過程都拍攝下來。每場面試結束,兩人都要為面試對象打分數。

  另一位研究生皮奇特(Tricia Prickett)則負責剪輯影帶,把每場面試剪成15秒。每段15秒的畫面,都是面試對象走進門,與面試官握手,然後坐下,其他都剪掉。結果呢,沒錯!當另一組人靠著剪剩下的畫面打分數時,看法與那兩位全程親自面試的面試官差不多。

  這樣的結果何止是可悲,簡直就是可笑。可見,許多的徵才面試都只是一個藉口,面試官與應試者是你騙我、我騙你,半斤八兩。面試官根本是在應徵者坐下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也許是依據其外表、肢體語言或「賣相」,反正絕對不是一具應徵者腦袋裡的東西。問與答只是個幌子,騙大家說企業選才是理性的。事實上,錄取與否早已做出決定,理由可能再膚淺也不過。

  這讓我想起跟面試有關的笑話,最後的挑人標準是選胸部大的女生。

  人力資源專家把面試題目分門別類,如傳統類和行為類。傳統類像:你希望五年後達到什麼樣的目標?你不工作時做什麼消遣?你最近讀過哪一本書?你最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是什麼?這些是所有應徵者都熟得不能再熟的老套。

  面試的時候問傳統類問題,有點像在玩一場「你隱瞞、我揭露」的鬥智遊戲。面試官請對方談談自己的缺點,真正想知道的卻是對方的發展潛力。好像是在考驗應徵者的誠實程度,其實考出來的卻是外交手腕。可能,你的漫畫收藏是你最引以為榮的成就,但你心知肚明,「漫畫收藏是我最了不起的成就」這種話不見得會和面試官的脾胃,所以比較保險的回答是「我最喜歡好好把某件工作(什麼工作都可以)完成的那種成就感」,諸如此類的回答。傳統型面試的缺點是雙方都已把遊戲規則摸透。大家都說得出完全的答案,然後面試官點點頭,一句也不相信。

  於是,行為類的問題應運而生。行為類的問題就是請應徵者描述某個親身經驗,讓面試官可以更了解他的性格和工作技巧。像微軟常問的:「從你的親身經驗中舉一個例,說說你在面對難題時曾經如何成功處理。」另一例:「從你的親身經驗中舉一個例,說說期限之前你事情做不完的時候,你如何因應。」這種問題的好處是應徵者就算要編故事,也絕對比說「我最喜歡把事情做好的成就感」困難多多。

  遺憾的是,以上兩類都無法克服2秒鐘第一印象的影響。兩類問題都是既溫和,又模糊,無可無不可的。很少有人討論答案該如何評分,純靠面試官的直覺。

  沒有一致的評分標準,也就是沒有一個好的測驗絕對要具備的條件「信度」。(參閱「如何評估心理測驗的好壞?」)

  問問你自己:「問以上兩類問題,有任何想像得到的答案會讓我一聽就決定錄取他嗎?有任何可能的答案會讓我一聽就不想錄取他嗎?」

  我猜你可以天馬行空想出一些神經病才會答的答案。可是多半時候,應徵者答出來的都是預期中的審慎答案。面試官可以用應徵者的任何回答來確認已經形成的第一印象。能夠挑戰面試官第一印象的答案很少。

  兩類問題可能讓一些面試官感覺良好,但卻不是最好的選才方式。把面試新人的寶貴時間用在兩類問題上看不出有何明智之處。(《如何移動富士山:答得出來,才是頂尖企業要的人才How Would You Move Mount Fuji?: Microsoft's Cult of the Puzzle -- How the World's Smartest Companies Select the Most Creative Thinkers》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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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9日 星期二

新式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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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移動富士山:答得出來,才是頂尖企業要的人才How Would You Move Mount Fuji?: Microsoft's Cult of the Puzzle -- How the World's Smartest Companies Select the Most Creative Thinkers》中文版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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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9日 星期三

一個男人減少全美國酒醉駕駛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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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好友的表妹在去年九月被酒醉駕駛撞死。雖然「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口號已經宣導很多年了,還是會有人酒駕開車,我們能不能透過心理學更進一步地減少酒駕傷亡人數,就像社會心理學家增加飯店的毛巾重複使用率一樣?(參閱「說服是一門科學,而非藝術」)

  行為在個人層面和團體層面都具有傳染力,行為的傳染也會發生在社會層面(喇叭褲、有機食品、歌詞演變而成的日常用語)。但是我們追溯出一項全美各地隨處可見的特定行為的起源,或許能引起你的興趣。接下來的例子,是一個男人最終改變整個社會行為的故事。

  1980年代,哈佛大學的公共衛生教授傑‧溫斯頓(Jay Winsten)開始對「指定駕駛designated driver」這個想法產生興趣。他從北歐國家得知這樣的概念,當時指定駕駛在北歐國家已是準則,但美國境內沒有這種觀念;根本沒人知道什麼是「指定駕駛designated driver」。

  溫斯頓的目標是讓「指定駕駛designated driver」成為美國社會的標準行為:如果一群人打算出門喝酒,得先挑出一位保證整晚喝酒的指定駕駛。但是,該怎麼無中生有,樹立新的社會規範?溫斯頓的想法是,只要人們在生活中的各種情境(就算是虛構的情境也無妨)反覆接觸這項概念,自然而然會有傳染力。

  一開始就先讓某個人有一個特殊身份,賦予責任感,同時也有理由抗拒邀酒的請求,而不是最後再挑一個比較不醉的開車。

  溫斯頓與他的團隊於是開始和全國共計160部黃金時段影集的製作人、編劇、演員合作,不著痕跡地在劇中穿插置入與「指定駕駛」有關的劇情。曾經出現指定駕駛片段的影集包括《神探亨特Hunter》、《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貝福地先生Mr. Belvedere》,還有《妙管家Who's the Boss?》。在1980年代當紅的法律影集《洛城法網L.A. Law》中有一集,哈利‧漢姆林(Harry Hamlin)所飾演的迷人律師請酒保幫他打給他的指定駕駛。還有一張指定駕駛的海報出現在《歡樂酒店Cheers》的吧檯。

  「相較於許多有價值的理念,要幫傑所發起的運動一點忙,對我們來說並不困難,」當時美國NBC電視網的副總葛蘭特‧汀克(Grant Tinker)如是說。汀克當時把溫斯頓介紹給各大電視網的編劇。溫斯頓只要求對方在對白中安排「5秒鐘」傳達指定駕駛的觀念即可,並不需要動用一整集,甚至不需要佔用整幕場景。「由於他的要求實在很簡單,」汀克說:「我們一點也不覺得會影響到影集的獨立性。」

  請注意溫斯頓的聰明之處:他運用路徑力量來改變社會大眾,卻用騎象人和大象的力量來改變媒體高層的行為。他的5秒鐘要求,不僅指揮了騎象人(他向對方描述了能改善複雜問題的簡單動作),還刺激了大象(他縮小了改變幅度)。

  如果你不清楚大象跟騎象人這個絕妙的比喻,請看網誌「象與騎象人」。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沒有指出一條解決的路徑——如果喝了酒(或避免不了喝酒)該怎麼辦?

  1991年,溫斯頓發起運動的3年後,10個美國人中有9個已經熟知指定駕駛一詞,而且人們的行為也發生了變化。根據統計數據,37%的美國人擔任過指定駕駛,54%經常飲酒的人曾經由指定駕駛送回家。行為的變化拯救了不少性命。因喝酒所引起的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由1988年的2萬3626人,下降到1992年的1萬7858人。

  溫斯頓利用電視的力量催生了一項社會準則。但是你並不需要好萊塢的力量才能創造群眾。(《改變,好容易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頁256)

  當你轉貼、轉寄或推薦這篇文章給你的親朋好友看時,你也發揮了影響力,推廣了「指定駕駛designated driver」的觀念,減少了悲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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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6日 星期日

放血療法(bloodletting)與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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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新聞「到府放血!密醫橫行釀死 桃縣逮2人」、「中風放血急救?不如把握黃金急救3小時」、「扎針放血治中風?救命不成反感染」,剛好正在讀的好書《這才是心理學!-教你如何以科學方法,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9th Edition)》,也有提到放血療法。

  地下電台賣違法成藥,常常透過節目中的Call-In來證實賣的藥品的效果。有人會說,那是電台自己人假裝打電話進來瞎掰的。但是,如果那些打電話進來的人不是串通的,每次節目播出真的有那麼多不同的人打電話,所說的也不是謊言,那麼,你應該相信這成藥真的有療效嗎?因為真正有療效的藥也不是百分百對所有人都有療效(套句我父親的話,只有毒藥可以保證藥到病除——因為命都沒了),所以「存活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不能拿來解答疑問。

  1793年,費城爆發一種嚴重的傳染病——黃熱病(yellow fever)。當時費城的一位名醫,也是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簽署者之一若許(Benjamin Rush),據說是少數幾個可以治療黃熱病的內科醫師。若許的藥物理論認為,凡伴有高熱症狀的疾病,都必須透過大量放血(用手術或水蛭吸走體內的血液)醫治。他用這種方法治癒了很多病患,包括自己。然而,有人卻指責他的放血療法比黃熱病本身更恐怖。黃熱病流行過後,若許更加堅信放血療法的療效,雖然事實上已經有好幾個接受放血的病患在治療中死去。他是怎麼得到他的結論的?

  有人這樣描述若許的觀點:「一方面堅信自己的藥物理論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卻缺乏有效的方法對治療效果進行系統研究以證實自己的觀點。因此,他把每個病情好轉的病例都歸結為治療方法的功效,而把每個失敗的病例歸結為病情本身的嚴重性。」換句話說,如果病患情況好轉,就被視為放血療法有效的證據;如果病患去世了,若許就認為這是因為病人的病情已經嚴重到任何治療方法都無法奏效的地步。現在我們知道對若許的這種批評是正確的:他的放血療法的確和黃熱病同樣危險。……

  若許在評估放血療法的療效時掉進一個致命的陷阱。他評估證據的方法使他不可能得出該療法無效的結論,因為如果病患的康復是對療法的肯定(從而也是對他的醫療理論的肯定),那麼病患死亡就應該意味著是對其療法的否定,這才合理。但是,他卻把這種否定合理化了。若許這種解釋邏輯違反建構和檢驗科學理論的一條重要原則:他讓他的理論永遠不可能被驗證是錯的。(《這才是心理學!-教你如何以科學方法,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9th Edition)》頁58)

  西醫也有過放血療法,但是他們不因為這是祖先流傳下來的治療方法,就不用科學去檢驗它。

  實際上,醫學和心理學實施的每種治療都能獲得一些支持者,總有人誠心誠意地證實其效果。在醫藥科學的記載中,有人見證過豬牙、鱷魚糞便、埃及木乃伊製成的粉,以及其他更奇怪、更富想像力的「藥物」都具有療效。但實際上,我們早就知道:僅靠暗示某一治療正在進行中,就足以讓許多病患感到病情好轉。

  不管治療是不是真的有效,人們通常都傾向於報告它們有效,這就是著名的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在電影《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中,這個概念得到很好的展示。巫師沒有真的給錫人一顆心、給稻草人一個腦、給獅子勇氣,但是他們都感到比以前更有愛心、更聰明、更具勇氣。實際上,由於直到近一百多年,醫藥科學才發展出較多具有確鑿療效證據的治療,有人曾經這麼說:「在二十世紀以前,醫學史不過是安慰劑效應的歷史。」

  我們可以透過考察生物醫學研究來說明安慰劑這一概念。在生物醫學研究中,所有的新藥研究必須包括對安慰劑效應的控制。一般來說,如果在一組病患身上試驗一種新藥,就要組建一個患同樣病症的對照組,給他們服用不含該要的等量藥劑(安慰劑)。兩組病患都不知道他們吃的是什麼藥。這樣進行比較時,安慰劑效應——即給予病患任何一種新的治療都會使他們感覺好些的這種傾向——就可以得到控制。僅僅報告百分之幾的病患吃了新藥後症狀得以緩解是不夠的,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控制組的緩解百分比資料,就不知道報告症狀緩解這百分之幾的病患,是安慰劑效應還是藥物本身的效果。

  研究發現,對嚴重憂鬱症患者而言,安慰劑效應是29%(亦即有29%的患者在吃了安慰劑之後病徵得到改善)。對十二指腸潰瘍患者效應是36%。對偏頭痛患者29%,對食道逆流患者則為27%。有一個研究顯示,與常用抗憂鬱藥百憂解(Prozac)相對應的安慰劑效應,與該藥本身的效果相等。甚至有人發現,安慰劑效應可以強到令病患上癮的地步,從而必須依靠吃安慰劑維持健康!一個更離譜的研究發現一組接受假手術(只有開刀,沒有治療)的患者,與那些真正做了關節治療手術的患者一樣,報告說他們的關節沒有那麼痛了。不可否認地,像這樣的一些例子促使約50%的醫生表示,他們有時會故意開安慰劑給病患。最後,安慰劑也會與病患的期望產生交互作用。有研究發現,價格高的安慰劑的效果比低的更能減緩病痛。

  《誰說人是理性的!:消費高手與行銷達人都要懂的行為經濟學(全新增訂版)Predictably Irrational,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第10章「為何貴的阿斯匹靈比便宜的阿斯匹靈有效?」。這讓我想到學名藥跟原廠藥療效的爭議,如果政府在審核學名藥時是透過雙盲實驗,不會造成價格這方面的安慰劑效應,但醫師治療時,基於善意提供資訊,可能就造成價格方面的安慰劑效應了。果真如此,若因此禁止醫師提供資訊,我認為是不合理的。應該努力的是,透過心理學實驗,找出一個「合宜的說法」讓醫師套用。

  當然,在藥物療效的對比研究中,對安慰劑效應的控制,並非只給控制組病患一個完全沒有療效的藥片。相反地,這個藥片是當前認為最能控制該症的藥片。實驗比較所要揭示的問題是,新藥是不是比當前最有療效的藥更好。

  每當你吃一種處方藥時,藥盒子裡的說明書都會給你有關安慰劑效應的訊息。下一次你在吃處方藥之前(如果你太健康了,沒有機會吃,那就請你把老祖母的處方藥拿過來),看看盒中說明書或到該藥製造商的網站上去看看,都會發現有關安慰劑效應的紀錄。例如,我目前正在服用一種治偏頭痛的藥,叫Imitrex(學名sumatriptan succinate),說明書上寫著:有控制組的研究顯示,在某一個用量水平,57%的病患病情在兩小時內得到緩解。說明書也指出,在同一個研究中,有21%的安慰劑效應,亦即在吃了完全沒有療效的安慰劑之後,也有21%的病患在兩小時內病情得到緩解。

  台灣的處方藥不知道有沒有寫這類資訊?

  安慰劑效應在心理治療中也很常見。許多有輕度和中度心理問題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療後,說他們的情況好轉。然而控制研究證明:此一康復比例中有相當一部份人,是由於安慰劑效應和單純的時間推移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裡的時間推移,通常稱為自然康復現象(spontaneous remission)。正如多德茲(J. E. Dodes)所說:「即便非常嚴重的疾病,也有惡化與康復交替出現的過程;關節炎和多發性硬化是最常見的例子。甚至連有些人患有腫瘤,也會莫名其妙地消失。」

  大多數有療效的治療,都是治療效果和安慰劑效應的結合,但其結合的原因尚找不到。不過多德茲提醒大家:有安慰劑效應,並不意味著病患的問題是無中生有的。他警告說,和一般看法認為安慰劑是無害的正相反,它有可能是有害的:「安慰劑效應往往會證實和(或)強化人們原本懷疑自己真的患有某一疾病的幻覺,從而『誘發』出慢性疾病,使他們變成毫無科學根據、只靠安慰劑效應從事治療的江湖郎中之常客。」

  在心理治療療效的研究中,通常很難決定該如何對待服用安慰劑的控制組,才能讓他們給我們所需的比較資訊。不過,我們暫且不談這個複雜問題,而先理解一個更基本、更重要的問題:研究人員為什麼要區分治療效果與安慰劑效應和自然康復現象。保羅(Gordon Paul)的一項對心理治療療效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這類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麼。保羅研究了幾組在公共場合說話會感到不安及焦慮的學生。其中實驗組接受專門針對說話焦慮問題的減敏治療、有85%得到明顯改善。安慰劑組被告知吃的藥是一種強力鎮定劑,但實際上只是小蘇打膠囊;這一組中,50%的人說有明顯改善。第三組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也有22%說明顯改善。從這一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心理問題的自然康復率為22%,由於安慰劑效應而得到改善的百分比為28%(50%減22%),而減敏治療的療效則為在安慰劑效應之上的35%(85%減50%)。

  與保羅的研究結果一樣,其他研究也表明:心理治療的療效確實優於只用安慰劑產生的效果。但是使用安慰劑為控制組的實驗也表明:如果我們僅僅採信治療組病患自我報告感覺有改善的人數百分比,會嚴重高估該治療的實際療效。這裡的問題在於,見證敘述太容易得到了。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基勒維奇(Thomas Gilovich)曾指出:「由於人體有很好的自癒力,即使醫師什麼管用的事都沒做,病患中有很多也會感到病情好轉。因此,當因自癒令治療率的基線變得很高時,甚至一個完全沒用的治療也會顯得很有效。」總之,只要我們進行醫療干預,安慰劑效應就無時無刻不在,不管這種干預本身是否真的有效。由於安慰劑效應如此強烈,哪怕治療方法再荒唐滑稽,只要是向一大群人實施,總有幾個人願意出來見證它的療效(清早擊頭治療法——每天早起敲打你的頭部,你會一天精神百倍!只要333元,疾病散散散,你就可以得到這支特製的、經醫學測試的橡膠槌)。

  地下電台賣藥節目的Call-In就是見證敘述。

  對不起,這麼嚴肅的事,我們真的不應該開玩笑。毫無理由地依賴見證敘述和個案研究證據,很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例如,為妥瑞氏症(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做出科學概念化——將之界定為器官障礙——的研究小組,其成員曾經指出,由於人們不恰當地依賴個案研究證據,使得對該病的病因一直停留在不可證偽的心理分析理論框架打轉,阻礙了對病理進行真正科學研究的進展。

  關於妥瑞氏症的遭遇請參考「佛洛依德對心理學的傷害」。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社論,反映了醫學界對個案研究及見證敘述在醫學研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比方說,如果我們期刊接受一篇論文,是敘述一個胰腺癌病患在服用大黃(rhubarb)後康復……我們可能會作為一個個案報告發表,但是我們之所以發表並不是宣告它為一種新療法,而僅僅是建議它是一個值得用正規的臨床實驗測試進行驗證的假設。與此正相反的是,那些講述各類秘方療效的文章(通常發表在通俗書籍和雜誌上),它們通常沒有類似的聲明,因此也就不足以做為支持那些療效的文獻了。」(《這才是心理學!-教你如何以科學方法,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9th Edition)》頁117)

  《誰說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提到了不少古老西方秘方。

  醫學文獻上最早有關安慰劑效應的記錄之一,是在1794年。一位名叫蓋爾比(Gerbi)的義大利內科醫生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當他把某種蟲子的分泌物塗在疼痛的牙齒上時,這顆牙齒會有一年時間不再痛。蓋爾比繼續用這種蟲子的分泌物治療了上百位病人,並且一絲不苟地記錄下病人的反應,其中有68%的病人都回報有一年沒再牙痛。我們雖然並不清楚蓋爾比及蟲子分泌物的故事始末,但我們卻知道蟲子的分泌物其實無助於治療牙痛。重點是蓋爾比相信這些分泌物有效,而且他絕大多數的病人也都這樣相信。

  當然,蓋爾比的蟲子分泌物不是市場上唯一的安慰劑。早在當代醫學昌盛之前,幾乎所有醫藥都是安慰劑。蟾蜍眼、蝙蝠翼、狐肺乾、水銀、礦泉水、古柯鹼及電流,五花八門的商品都號稱是治病良方。當林肯總統遇刺後,躺在福特戲院(Ford's Theater)對街的公寓裡奄奄一息時,據說他的醫生所開的處方要求用「木乃伊藥膏」塗在他的傷口上。人們相信將埃及的木乃伊磨成粉末之後,能夠治療癲癇、濃瘡、疹子、骨折、癱瘓、偏頭痛、潰瘍及種種疑難雜症。甚至到了1908年時,仍舊可以透過默克(E. Merck)公司的型錄訂購「純正埃及木乃伊」。今日想必還有人在使用這項秘方。

  不過要比恐怖,木乃伊粉末還不是最嚇人的。十七世紀時,有個「包治百病」的處方這項寫著:「找到二十四歲紅髮男子死亡未滿一天的新鮮屍體,此屍體要豪無瑕疵、未受重創,最好是吊死、死於輪下或遭尖刺刺死……置放一天一夜、吸收日月精華之後,切成碎片或條狀,灑上沒藥或蘆薈粉末,以去除苦味。」(《誰說人是理性的!:消費高手與行銷達人都要懂的行為經濟學(全新增訂版)Predictably Irrational,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頁224)

  我想知道的是,現在還在使用的每一帖中藥處方都有經過科學檢驗嗎?比如,熊膽膽汁的療效有經過科學證實嗎?如果證實無效,就應該讓大眾知道;如果有效,難道不能找出有效成分,化學合成更有效的藥物,賣到全世界賺錢嗎?我們只能像幾百年前的祖先殘忍地取熊膽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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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 星期六

有其母必有其子的飲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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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偏食或挑食,除了「偏食有時要順其自然」提到的先天因素,有時是從父母(或褓姆)臉上學來的。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某個小朋友遺傳到他父母喜歡吃甜食的特性,或是遺傳到喜歡吃蔬菜或辛辣食物。雖然基因陪審團還沒有出現,但是很顯然的,當小孩子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已經吸收了一些媽媽的口味。還記得懷孕的女性在她們懷孕的最後三個月之中喝胡蘿蔔汁,結果她們的小孩在出生一個月後,就很明顯地偏愛胡蘿蔔口味的早餐穀片嗎?

  他們不只在胎兒期發展出對食物的偏好,小孩子在4個月大之前,也會開始學習喜歡以及「不喜歡」的東西。當他們接收到父母親或照顧他們的人在無意識間釋放出來,關於某種食物好吃或不好吃的訊息時,他們就會學起來。

  這種現象是在1940年代,麻薩諸塞州的女性感化院中第一次被發現。監禁在那裡的女性,可以把她們三歲以下的小孩帶在身邊,也可以常常到托兒所探視小孩以及小孩的褓姆。小孩子的飲食記錄都會保留下來,所以當小孩子愛喝果汁的習性突然改變時,就有人注意到這種情況了。在感化院裡面工作的心理學家艾斯卡‧隆納(Sibylle Escalona),開始懷疑是不是褓姆們在無意識間影響了小孩子的喜好。

  她的報告一開始寫道:「這是因為我們意外地發現,許多不到四個月大的小嬰兒都不約而同顯示出討厭柳橙汁或是蕃茄汁的狀況。」她接著報告說,拒喝柳橙汁長達三個禮拜的小嬰兒們,在兩三天之內突然就變得很愛喝柳橙汁。她從這些突然的變化追溯到換褓姆這件事上。根據訪談的結果,她發現有幾個新來的褓姆非常喜愛柳橙汁,而且很討厭蕃茄汁。不知怎麼的,這種喜好竟傳給了小嬰兒。

  怎麼會這樣呢?有趣的是,即使是只出生兩天的嬰兒,就已經會模仿大人的臉部表情了。這可能是因為褓姆下意識地根據他們個人對食物的觀感,表現出細微的接納或拒絕的訊息。一個一閃即逝的微笑或是痛苦的表情,或許就能解釋為什麼一個小嬰兒擁有爸爸愛吃甜食的習性,另一個小嬰兒跟媽媽一樣愛吃蔬菜。這樣一來,人們在餵食小嬰兒時會假裝的「嗯,好好吃喔!」,以及在餵頑皮的小朋友吃東西時,父母親會張開嘴巴,玩起「飛機飛入機庫」的遊戲,就顯得很有道理了。

  想要小孩不挑食,父母自己就先要不挑食。不要以為他們不會察言觀色。

  我們透過模仿來學習,嬰兒天生就會模仿大人的臉部表情,《天生愛學樣:發現鏡像神經元Mirroring People: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就是在講科學家在這方面的發現。

  隆納的這個意外發現隨著時間飛逝而發展得日益成熟。看到某個人在吃東西時擺出怪異的表情,就會讓小嬰兒嚇得不敢接近其實很好吃的食物。微笑與親切的態度則能產生相反的效果。添加蜂蜜的食物比加了醋的食物更能吸引小朋友的青睞。跟一個不太親切的成人比起來,當一個友善的成人不斷讓小朋友們吃沒有添加糖份的鳳梨罐頭或是腰果時,小朋友們較容易很快喜歡上這些新食物。

  小孩從我們身上繼承的,不只是我們的飲食口味而已。他們也可能會繼承我們對食物的看法以及對飲食的態度。在耶魯大學一項以正常體重的一歲小孩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如果小孩的母親非常關心體重,她們比較會在吃飯的過程中做出一些奇怪的行為。有時候,她們會鼓勵小孩多吃一點,有時候會要小孩子少吃一點,有時候她們會匆忙地餵小孩子吃飯。跟那些不太關心體重問題的母親比較起來,關心體重的媽媽在餵小孩子吃東西時,也比較會有情緒上的反應。小朋友就在敏感嬌弱、未受外界污染的年紀,就看到了這種焦慮以及對食物的執念。(《瞎吃-最好的節食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節食Mindless Eating: Why We Eat More Than We Think》頁204)

  在我們的飲食習慣中,一個會造成肥胖的轉變常常發生在三歲到五歲之間,如何幫助小孩養成一生適用的飲食份量習慣,請看《瞎吃Mindless Eating》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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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遇上百萬分之一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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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橋大學的利特伍德(John Littlewood)是著名的數學家,他對闖入平凡生活的超自然力提出一種自然法則,稱為「利特伍德的奇蹟法則」。

  和多數人一樣,他將「奇蹟」定義為:百萬中一次,發生時會引人注目。

  根據這個法則,每人一生中平均每月發生一次「奇蹟」。

  利特伍德解釋如下:你每天外出和世界奮戰約8小時,平均每秒鐘可看到或聽到一件事情發生,所以一天總計有3萬次「事件」,每個月大概100萬次。絕大多數事情你幾乎沒怎麼注意,但是對於驚奇之事經常不會忽視,例如酒吧的鋼琴師彈起你心裡想的一首歌,或是經過當鋪窗前瞥見18個月前家裡被偷走的傳家戒指。

  是的,只要不是植物人,而且活得比蜉蝣久一點,生命會充滿大大小小奇蹟的!(《科學的9堂入門課:每個人都該懂的,以及不再畏懼科學的9種簡單理解The Canon: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頁63)

  生命,充滿大大小小的奇蹟!

  古斯(Alan Guth)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他舉自己家裡的例子來說明,人們多麼容易將偶然看成是預兆。

  他有一位獨居的叔叔被發現死在家中,一位警察來通知古斯的母親這項不幸的消息。當警察在那裡時,古斯正在出差的姊姊碰巧打電話給媽媽。

  古斯說:「我媽媽和姊姊都對這通電話的時間點感到驚異,因為正好與警察上門通知叔叔過世的時間一致,她們覺得這一定是心電感應。」

  當古斯聽到母親轉述這則親人心靈相通的「奇蹟」後,忍不住做了一些簡單的計算。

  他姊姊通常每星期打一次電話給媽媽,通常在早上一起床後打電話,或是趁晚上有空時打電話,那時母親也最可能在家。警察大約在下午5點到他母親家裡,因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討論,所以警察停留的時間可能超過一、兩個小時。

  古斯說,綜合各項因素後,他姊姊打電話回家正好碰上警察登門拜訪的機率,和連續丟硬幣得到5個正面或反面是一樣的。

  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一件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母親幸運能及時得到家人的安慰,但不應該解釋是心電感應。(《科學的9堂入門課:每個人都該懂的,以及不再畏懼科學的9種簡單理解The Canon: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頁62)

  像科學家般思考的特徵:第六點、在其他條件相等的狀況下,選擇能對現象提出最簡單解釋的主張或想法(如,假定最少的那一個)。第七點、在其他條件相等的狀況下,選擇與已確立的知識不相抵觸的主張或想法。(「是科學?還是偽科學?」)

  這個世界何其大,讓稀罕之事也變成常常發生。

  像是彩券賣出千千萬萬張,結果發生讓人不可置信的事情。

  一名60歲的澳洲男人在出門度價錢買了一張樂透彩,但煩惱自己買錯彩券,於是請雪梨的朋友再買一張,然後回家後又煩惱朋友搞錯了,於是決定再買第三張彩券,最後三張彩券都中獎了。

  密爾瓦基有位婦人的先生對一套昂貴的實驗飛機組很迷戀,她回答說:「親愛的,沒問題,等你哪天中樂透吧!」這位太太的父親在十幾年前曾中過270萬美元的兆彩頭獎,結果她先生真的去買彩券,竟然也中了250萬美元的兆彩獎金。

  或是主辦29州威力球彩券的官員,面對共有110人要求兌現二獎彩金而起疑,因為原先只預期有4到5人會中二獎。但這110人都正確猜中6個號碼中的5個,依投注金額每個人可分配10萬到50萬美元不等的彩金。其實讓大家發大財的是幸運餅,因為所有中二獎的人都是根據裡面的號碼下注,而這些幸運餅和五顏六色的包裝紙,都是在紐約一家華頓食品工廠大量生產的。(《科學的9堂入門課:每個人都該懂的,以及不再畏懼科學的9種簡單理解The Canon: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頁65)

  如果光看書中的目錄,我想可能會有不少人對《科學的9堂入門課:每個人都該懂的,以及不再畏懼科學的9種簡單理解The Canon: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打退堂鼓。不過,這本書讀起來根本就是一本有趣精彩的遊記,瑰麗奪目的奇景,熱情導覽的居民,特殊的風情民俗,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下落成文字——只是旅遊的國度叫做科學。即使你只知道「物理」、「化學」兩個詞怎麼寫,還忘了國小時曾上過「自然科學」、國中時教過「理化」,也不會影響你這一次的科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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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日 星期二

如何提高器官捐贈率?看看美國伊利諾州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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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63年(1974)以前,台灣的醫療用血幾乎都是有價供應。因為愛心人士的努力,台灣逐步走入無償捐血時代。(http://www.blood.org.tw/index.php?action=aboutus&id=72)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台灣人還是做到了。

  提高器官捐贈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希望心理學可以幫忙多挽救幾條人命。

  第一個成功的器官捐贈案例發生在1954年,當時是一位男性捐腎給他的雙胞胎兄弟。8年後才有第一個死後移植腎臟的案例。……

  自1988年以來,器官移植的案例超過36萬件,其中將近8成的器官來自死亡捐贈者。不幸的是器官的需求遠超過供給。2006年1月,美國有9萬多人在等待器官(多數是腎臟)。很多人在等待中死亡(可能多達60%),且等待的名單每年以12%的速度成長。……我們相信只要透過一些簡單的措施,每年可望拯救數千條性命——而且不必額外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器官的主要來源是被宣布「腦死」的患者,意指腦部的全部功能都已喪失且不可能恢復,只是暫時以呼吸器維生。在美國,每年約有1萬2千到1萬5千位潛在捐贈者屬於這一類,但真正捐出器官者不到一半。每一位捐贈者最多可捐出3種器官,多爭取1000位捐贈者就可多拯救3000人。捐贈率難以提高的主要障礙是必須獲得家屬的同意,其實只要預設規則設計得宜,就可以提高捐贈率,讓更多人重生。……

  根據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的網站資訊

  可捐贈的人體器官有心臟、肝臟、肺臟、腎臟、胰臟等,組織包括骨、眼角膜、皮膚、小腸、心瓣膜、血管、軟骨組織、肌腱等,骨骼用來修補由於腫瘤或癌造成的骨損傷。眼角膜挽救眼角膜受損造成的視力損傷、失明。捐贈的皮膚做植皮手術可以拯救嚴重燒傷的病人。利用捐贈的心瓣膜為先天性瓣膜缺損的孩子做心瓣膜修補,可以恢復心臟的功能。

  植物人不是腦死。植物人是因為腦部疾病或其他系統的疾病合併腦病變,導致大腦功能喪失。此類病人是沒有思考、記憶、認知、行為或語言能力,但可以有臉部動作。且腦幹功能正常,可以維持自發性的呼吸、心跳,所以不能捐贈器官。植物人於臨終時,經醫師評估其組織良好,可捐贈骨骼、皮膚、眼角膜、肌腱、心瓣膜等組織。

明確同意制

  在美國,多數州採取的是明確同意原則,意指民眾必須採取具體行動表明願意捐贈。顯然有很多有意願的人沒有採取這些行動。寇茲(Sheldon Kurtz)與賽克斯(Michael Saks)對愛荷華州居民的研究足以為證。「97%的受訪者支持器捐,絕大多數表示願意捐贈自己及子女的器官(如果發生不幸的話)。」然而意願並未轉化為實際行動。「支持器捐的人當中,只有43%在駕照上註記。表示本身願意捐贈的人當中,只有64%在駕照上註記,簽署器捐卡的人更只有36%。」

  這情況就類似「怎樣可以讓更多人做善事?」提到的實驗中,尚未營造路徑的情形。

  簡而言之,登記捐贈的步驟阻礙一些有意願的人。許多沒有登記器捐的美國人至少表示有那個意願。就像很多事情一樣,預設規則可以發揮很大的效果,惰性的影響不容小覷。改變選擇設計不僅能提高捐贈率,挽救更多性命,也比較符合潛在捐贈者的意願。……


認定同意制

  另一個政策較能符合我們的自由意志主義標準,就是認定同意。認定同意保留了選擇的自由,但又與明確同意不同因為預設的規則改變了。依據這項政策,所有的民眾都被認定同意捐贈,但還是可以登記表明不願意,而且登記的方式很容易。我們要特別強調容易二字,因為愈不容易就表示此政策愈不符合自由意志主義。別忘了,自由家長制的基本精神是讓人們在實現自由意志時只需付出極低的代價,可能的話最好是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在強森(Eric Johnson)與高斯坦(Dan Goldstein)的一項重要研究裡。他們透過網路調查,以不同的方式詢問人們是否願意捐贈器官。其中一種模式是明確同意,受訪者被告知他們新遷入的州的預設規定是不願意捐贈器官,他們可以確認或改變這個設定。另一種模式是認定同意,用語相同,但預設規定是願意捐贈器官。第三種是中立模式,沒有提到預設規定——他們必須做出選擇。這三種模式的回應方式都只需按一個鍵。……

  預設規定的設計確實會產生影響——而且影響很大。當民眾必須同意才能捐贈時,只有42%的人這麼做。但如果必須同意才能不捐贈時,則有82%的人同意捐贈。讓人驚訝的是,在中立模式下,同意的人也一樣多(79%)。

  美國幾乎所有的州都採取某種型式的明確同意制,歐洲很多國家的法律則是採取認定同意制(雖則選擇不捐的代價不一,且都不只是按一個鍵)。強森與高斯坦為分析這種法律的效果,比較了採取認定同意制與明確同意制的國家,發現這會導致非常不同的結果。要瞭解預設規則的影響,我們不妨以兩個相似的國家——奧地利與德國——為例,比較同意器捐率的差異。德國採取同意才能捐贈制,只有12%的人同意器捐,奧地利卻幾乎所有人都表示同意(99%)。


  看起來認定同意制似乎非常好,但我們要強調這個做法並不是萬靈丹,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基本架構,才能成功地將死亡捐贈者的器官移植給需要的人。在這方面,西班牙是目前全世界發展最完善的國家,捐贈率約百萬分之35,高於美國的百萬分之20出頭。但美國的捐贈率還是比多數認定同意制的國家高一些,那是因為美國的醫療系統較優越,可以快速配對、運送器官與成功移植。因此預設並不是唯一的關鍵因素。不過,依據經濟學家艾柏帝(Abadie)與蓋伊(Gay)審慎的統計分析,發現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從明確同意制改為認定同意制可讓一國的捐贈率提高約16%。強森與高斯坦的研究得到類似的結論,只是效果差一些。不論精確的數字為何,改變預設規則顯然可以達到每年多挽救數千條性命的效果。

  要得知改變預設規則的確切效果並不容易,因為各國的執行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法國採認定同意制,但醫生還是會固定徵詢與遵照家屬的意思。這種現象不免模糊了認定同意制與明確同意制的差異。

  這當然不是說預設規則不重要。在美國,如果沒有看到明確表示的器捐卡,大約有半數的家屬會拒絕器捐。相較之下,在認定同意制的國家拒絕率低很多(雖然家屬通常也看不到同意器捐的紀錄)。西班牙的拒絕率約為20%,法國約30%。就如同一份報告所說的:「往生者沒有表示意見可假定為同意器捐,也可假定為不同意,在兩種情況下當局詢問家屬的方式便很不同。在採行認定同意制的國家,器捐組織與醫護人員詢問時是把家屬視為『捐贈者』的家屬,而非『非捐贈者』的家屬。這種立場的不同會讓家屬較容易接受器捐。」


強制選擇制

  認定同意制雖可有效提高捐贈率,在政治上卻不見得容易推動。有些人不贊同在這麼敏感的議題上採取任何「認定」的立場。我們不確定這種意見是否具說服力,但可以理解這確實讓強制或規定選擇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要實施強制選擇制,只需在很多州採用的駕照登記制增加一個簡單的設計,亦即在更換新駕照時規定以打勾方式表明器捐意願,沒有打勾就無法換照。選項可包括「願意器捐」與「不願意器捐」。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應不應該將「不確定」或「不知道」納入選項。如果納入,這就不成為強制選擇制了,應該說是「必須當事人接受才具強制力的強制選擇制」!其他領域的實驗顯示,如果你提供延遲決定作為選項,人們通常會選擇這一項。……

  在強制選擇制之下,……捐贈者若曾積極表明「願意」,而不只是沒有說「不願意」,家屬會比較願意尊重其意願。


  我們認為政府應審慎考量採用認定同意制或強制選擇制,因為兩者都可在維護自由的前提下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但即使是採行明確同意制,政府還是可以透過幾個簡單的步驟達到很好的效果。例如伊利諾州的計畫便凸顯出當局對選擇設計有很好的直覺判斷。

  這個計畫的關鍵部分是2006年通過伊利諾州第一人同意登記法(Illinois First-Person Consent Registry),這條法規吸引了超過500萬人登記器捐。此登記法的核心特色是一個人只要表示同意,屆時便不需要家屬同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伊利諾州,即使在駕照背後簽名,在法律上還不算完全同意——家屬仍可加以推翻。依據伊利諾州的舊制,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式是提出本人簽署的器捐卡或兩位證人簽名的文件。新的規定只要上網就可登記,大大降低了表示同意的代價。

  《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舊版中文書名為「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英文版在2008年出版,書中寫超過230萬人登記器捐,根據伊利諾州網站,現在已經超過500萬人了。

  http://www.donatelifeillinois.org/ 美國伊利諾州政府的網頁設計是很高明的推力。首先,政府強調整體問題的嚴重性(10萬8千人排隊等待器捐),然後將焦點拉回到本地(伊利諾州便有4800人在排隊)。第二,內容直接訴諸社會規範與社會影響力:「伊利諾州有87%的成人認為登記同意器捐是應該的」、「伊利諾州有60%的成人已經登記同意器捐」。前面說過,人們喜歡做多數人認為對的事;人們也喜歡做多數人真正在做的事。政府藉助既存的社會規範鼓勵挽救人命的做法——完全沒有強迫的意味。第三,網頁連結到臉書Facebook,人們可藉此彰顯自己是有愛心的公民。在環保議題上,人們會做對的事,一部份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別人看得到。器官捐贈可能也有同樣的現象。

  美國伊利諾州政府善用心理學在「說服」領域的科學研究結果,讓更多人做善事,挽救更多的生命。

  因為「人們喜歡做多數人認為對的事;人們也喜歡做多數人真正在做的事。」,拋磚引玉才能激發更多的善行,為善不欲人知反而可能導致做善事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個網頁救了很多人一命,也為其他州立下很好的楷模。(《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舊版中文書名為「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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