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擴大會縮短每個人壽命

　　前幾天在新聞中看到，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提出，為了有效解決社會M型化，應該是要對有錢人增稅，窮人減稅。他說，過去兩、三年，全球出現Ｍ型社會，反而成為知識經濟的最大挑戰，要怎樣在知識經濟，創造相對均富的社會環境，考驗政府法制與政策，假如國家沒想辦法避免Ｍ型化的發生，會讓很多人想進入「贏者圈」，導致價值觀的迷思，最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會越來越多，社會跟著淪落。（新聞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531/2/10az0.html）

　　贏家真能通吃嗎？

　　儘管社經地位在健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也許個人的社經地位並不如總體社經地位重要。當社區的總體經濟狀態差時，不論個人的社經地位如何，都會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貧富不均不僅是一個道德與人性的問題，更正確地說，它是與個人生存有關的問題：貧富不均之所以不好，是因為它會對每個人的健康造成影響。當富有與貧窮的差距擴大，每個人的健康都會受害。……

　　貧富差距大的國家，其每人平均預期壽命便較短。在貧富不均較嚴重的西德與美國，1981年的預期壽命約為73歲（西德）與74歲（美國）。但是像在貧富差距小的瑞典與挪威，預期壽命則約77歲。（《你想活多久：解讀情緒對全方位健康的意義，創造長壽喜樂的人生Emotional Longevity: What Really Determines How Long You Live》，頁230）

　　如果收入不均造成預期壽命減短，那麼你可能會預期某一區域貧富不均的改變，也會導致居民壽命的改變，而這正是我們所發現的。

　　當貧窮人口的比率在某一時期增加時，國家的總體預期壽命也在同一時期下降。而當國家貧富差距變得較為均等時，同一時期的預期壽命也增加。

　　為什麼貧富不均會造成死亡率的提升？不幸地，我們還不能確定地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哈佛公衛學院的卡瓦其博士(Dr. Ichiro Kawachi)則有一些想法，他說：「貧富不均會傷害健康的部分原因，是它對社會凝聚力產生不好的影響。當富有的人將窮人推開，貧富間的社會距離增大，而富人開始在市民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撤離。例如，他們開始大量移到郊外昂貴社區居住，將自己與其他人隔離。他們也開始不讓小孩在公立學校就讀，並且在市民社交活動中缺席。當他們大量從市民生活中撤離後，會有兩件事發生。第一，當他們大量撤離城市後，稅收開始下降，導致公共設備品質下滑，例如公立學校以及城市的設施與服務品質下滑。第二，仍然在地區政壇上擁有相對強勢地位的人常常強力主張減稅，而此稅收正是用來融資大眾設施的，所以會進一步地將問題惡化。換句話說，貧富不均會毀壞社會環境品質。」

　　為了支持他的看法，卡瓦其也展現他的研究結果，發現貧富不均的擴張與社會資本的下降，有強烈的關係——也就是，容許貧富不均的州，其市民的不信任度也較高。（《你想活多久Emotional Longevity: What Really Determines How Long You Live》，頁232）

　　我們可以採取一些行動縮小貧富不均。當貧富差距縮小，對我們整體都有好處。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方式，不是什麼激進的手段，而是改變政策重點與優先順序。

　　一個名為「促進健康：這不是指進行一場革命」的研究標示出一些重點，讓我們可以改善社經地位的梯度效果，以下就是其中一部份重點：

‧政府能確實瞭解，早期的發展會對一生造成影響，所以應該投資經費在小孩身上，例如改善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進行入學前教育或營養方案。

‧提供服務與機會讓富裕與窮困之間的差距縮小，包括改善低收入戶的住家品質、社區教育、提供營養補助、工作訓練，以及疾病預防專案，讓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好的健康照顧。

‧促進工作環境的改善，其中包括提高員工的決策權，提供更具彈性的工作時間，以及更多工作發展機會。

‧提供更強的支持給社區，以促進社區的經濟發展、促進市民參與，及建立更強的社會網絡來抵銷低社經地位的負面影響。

‧透過賦稅、移民與勞工政策減少貧富不均。例如增加收入賦稅貸款（可以減少低收入工作階級的稅務負擔）、最低薪資以及失業補助。

‧評估國家財務與社會政策的健康效果。例如，減少最富有的5％的人的稅賦究竟對全體健康有什麼影響？這究竟是增加或減少貧富不均？對全國人民的健康有什麼效果？

　　我們並不是要發動社會革命，也不是要遺棄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只是希望政府能做正確的事來減少健康差異。長期的持續改變可以對健康產生相當大的正面影響。（《你想活多久Emotional Longevity: What Really Determines How Long You Live》，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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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政治學——台海關係緊張誰獲益？

　　今年3月28日美國《華盛頓時報》報導，根據美國情報官員透露，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有1400枚。會記住這則新聞，是因為新聞出現的時間點很特別，在總統大選完，博鰲論壇舉行之前。

　　有人會因為擔心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而便秘嗎？會因此住在地下防彈堡壘嗎？會在騎車或開車時一直注意天空嗎？會睡不著覺嗎？會怕來不及逃而穿著衣服做愛嗎？如果會，整天對居住在台灣無權決定飛彈部署的其他人噴口水也無法解決事情，找醫師、心理醫師協助或移民或許比較實際些。


　　最近讀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時，才明白了新聞出現時間點的巧妙。

　　現在的狀況已經不同於冷戰時代，美國的眼裡只有對抗恐怖份子的對策。隨著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等中東地區戰火頻傳，台灣的重要性相對減低了。也就是說，對現在的美國來說，不論是在經濟層面或者是軍事層面，台灣的重要性都只是過去式了。

　　儘管如此，台灣仍然因為美國的國防產業、軍售說客等的疏通而受到注目。

　　美國現在依然有一批舊派的軍售說客。他們始終敵視中國，支持台灣。坦白說，連布希繼任總統之位時，也未將中國當作伙伴，而視之為競爭對手。但是911事件爆發，美國在對恐怖組織佈下包圍網之後，為尋求更多支持而改稱中國為「同志」。

　　雖然他們口中稱「同志」，事實上意含「中國擁有可直達美國的飛彈」、「中國已開發了能夠狙擊台灣的飛彈」。直到現在美國對於中國的軍事力量仍然處在加強警戒狀態中。當然，如此發言的目的，多半是為了爭取更高的國防預算。對他們來說，不突顯中國的強，他們是無法獲得預算的。

　　現在俄國普京總統希望能和美國建立同盟關係（如日美安保同盟關係），如此一來，在大國之中，美國便無敵人。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體系下，美國在歐洲也沒敵人。而在亞洲，與日、韓等國也皆為同盟關係。因此對美國的國防產業而言，為了獲得預算，把大中國當成是假想敵是非常重要的。

　　近來，在反恐政策的大前提下，美國的確增加了鉅額的預算。但是因為大前提是反恐政策，所以主要的預算都用在加強機場安檢所需的感應器、X光雞、神經毒氣檢測器等。在這種情形下，受惠的是IT產業。也就是說製造戰鬥機、飛彈等舊有的國防產業是沒有商機的。因此，對美國國防產業而言，最好的理由不是去編織一幅和「恐怖組織作戰」的圖，而是一幅「台灣受到大中國的欺侮，正嚶嚶啜泣等著我們去營救」的畫面。

　　美國的國防產業及軍售說客終於如願以償，台灣至今仍受美國許多軍事上的援助。1997年至1999年，台灣進口的武器總額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排名第二。（《中華聯邦》，頁174）

1997～1999年世界前七大武器進口國
1.沙烏地阿拉伯　　275億美元
2.台灣　　　　　　174億美元
3.日本　　　　　　 79億美元
4.英國　　　　　　 66億美元
5.土耳其　　　　　 62億美元
6.以色列　　　　　 58億美元
7.韓國　　　　　　 53億美元
（《中華聯邦》，頁177；或參考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03/wmeat9900/18724.pdf）

　　其中沙烏地阿拉伯躺著等石油噴出就有錢，日本國民所得、外匯存底都比台灣高許多，以色列跟南韓沒有台灣海峽與鄰國相隔。以1：30的匯率來算，軍火掮客若抽1％的佣金，則佣金高達51億新台幣。

　　目前美國仍然不斷加強軍備，向世界各國輸出武器，軍事貿易高達全球的七成。（《中國，出租中》，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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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死刑的人是殺人幫兇？——從經濟學看死刑

　　雖說買《反常識經濟學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這書時已經看到《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 [Revised and Expanded]: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作者Steven D. Levitt的推薦：「藍思博(Steven E. Landsburg)再一次證明，懂得經濟學，將改變你日常生活的方式。我愛死這本書了！」。這書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看，讓人大開眼界，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生活的各種問題。


　　近年來台灣一直有是否該廢除死刑的爭論，此外，2005年底至今，已有兩年多未曾執行死刑。恰巧書中有幾頁內容提到了死刑，節錄如下：

　　大體上而言，罪犯必定是喜愛風險的人；否則他們寧可幫人洗車而不會成為罪犯。（《反常識經濟學》，頁122）

　　在大多數情況下，罪犯寧可選擇就逮機會較低的重罪，也不願意選擇就逮機會較高的輕罪。那是因為偏好就逮機會較高的輕罪者，通常已經從事一些像是建築或採礦的工作，而不再從事犯罪。因此如果你希望降低犯罪對罪犯的吸引力，最好是將定罪率加倍，而不是將刑期加倍。

　　將有期徒刑罪犯的坐牢時間平均增加10％，犯罪率將會下降。將定罪率提高10％，犯罪率將會下降更多。如同任何風險的喜愛者，罪犯喜歡靠運氣，因此當就逮機會大增時，就會嚴重打擊他們的士氣。

　　如果刑罰無法嚇阻犯罪，實施這些刑罰就沒有什麼意義。幸好此等刑罰很有成效。以死刑為例，每次當我聽到政客們重複述說死刑的嚇阻效果沒有實際證據時，都會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的確沒有證據顯示當人們「立法制定」死刑時具有嚇阻效果。但是「執行」一次死刑時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三十年來，多種經濟期刊已經發表大量嚇阻效果的證據——當每一次死刑實際執行後，可以預防8次至24次的謀殺不等。

（http://www.cjlf.org/deathpenalty/dpdeterrence.htm，列出了研究死刑嚇阻效果的論文及其摘要。）

　　1970年代中期，艾爾力克教授(Issac Ehrlich)首開先河地展開以精密的統計方法評估定罪與刑罰的嚇阻效果。最近他與劉志強教授(Zhiqiang Liu，音譯)合作，再度展開此領域的研究，不但反駁批評最力的對手，同時提供能支持他原先結論的證據：當定罪率每提高1％時，謀殺率就會下降1％，當死刑執行次數每增加1％時，謀殺率約下降0.5％。如理論上預測的，刑罰的輕重確實攸關嚇阻犯罪的成效，但是定罪率的高低具有更大的影響。

　　我十分感謝艾爾力克教授的研究成果，因為我在教室裡用這些研究成果對學生證明三個重點。第一，誘因攸關重大，即使是謀殺也一樣。第二，經濟理論預測——資料也確認——部分誘因比其他誘因更有效果。第三，如果你想給出政策建議，光是知道你的數字還不夠，你必須有你的價值觀。雖然艾爾力克教授說服大多數經濟學家死刑的確有用，但他本人卻是位強烈反對死刑的人士。（《反常識經濟學》，頁123）

　　我不得不想起《非零年代Nonzero: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中的一段黑色幽默陳述——我們放棄了可以隨便打爆任何一個人的頭的自由，好讓我們可以安心自在地在街上行走。

　　刑罰的目的在於教化犯罪者？還是懲罰犯罪者？抑或是嚇阻犯罪？如果不是懲罰犯罪者，那是否是在變相鼓勵犯罪？又要透過什麼來嚇阻犯罪？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罪犯都可教化，但我知道知名的心理學家華生(John Watson)曾有這樣的豪語：「給我一打健康的嬰兒和一個我自己可以給予特殊培養的環境。我保證在他中間任意選擇一個，不管他們的天份、偏好、傾向、能力、素質以及他們的種族，我可以隨機地將他們變成各種專家，醫生、律師、藝術家、商人、領袖，甚至是乞丐、小偷，都可以。」——卻只是徒然地證明每個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別忘了，「洗腦」也是違反「人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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