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識的「芬蘭驚豔」(2006/10/1)

　　為什麼有些國家的人民無須超時工作就能保有強大的競爭力？看看芬蘭人怎麼租房子，你會發現「誠信」，可以讓人少做很多事來達成一件事。
　　
　　幾個月前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書名為《文化智商》（良品文化出版）的書來看。作者是一位美國人，當他說明著不同文化間「生活為了工作」或「工作為了生活」的不同思維時，有幾段文字一直衝擊著我，無法忘懷。
　　
　　瑞典人會在下午五點從容離開辦公室，而美國人每年只有兩個星期的假期，這讓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很驚訝。在有些國家裡，哪怕是一個新職員，也比工作了一輩子的美國人的年假多。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不要以為你的海外合作夥伴每個星期的工作時間和你一樣——一個人一年有兩個星期的假期也應該滿足了。

　　對大多數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工作是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可是，這些國家的生活仍然過得不錯：民生富足、經濟繁榮，而且這些國家的人民並沒有瘋狂地工作。（《文化智商》頁171）
　　
　　然後，在遠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芬蘭驚豔》中，我讀到了底下的這則故事。
　　
　　Catherine上網問清楚了租屋的相關條件，和我商量後，決定先租十天。

　　「要不要預付租金或押金？」Catherine照的台灣的慣例開始詢問。

　　「妳要付現金，還是用信用卡？」

　　「付現金。我不用信用卡。」Catherine說。

　　「妳可以住滿以後再付款。」對方說。

　　「怎麼付？」

　　「匯到帳戶就可以了。」

　　我們都不相信這是真的。在台灣租房子的規矩全島統一。政府不曾規定，但民間已形成這種商業慣例。

　　租房子要先核對身份證，或公司登記證。簽完合約，有的屋主還要求要到法院公證。合約中一定會規定，先付三個月房租當押金，作為租方保證履行合約的保證金。房租每個月還得照付。

　　有的屋主還會要求一次付三個月，或者把一年十二張房租支票，一次交付，省得屋主還要每個月收房租。這樣的慣例，受到較多保障的，當然是有產階級的屋主。

　　Catherine繼續追根究底：「我怎麼拿鑰匙？」

　　「如果妳需要先看房子，到時候就可以給妳。如果妳不看，鑰匙可以郵寄到妳指定的地方。」對方回道。

　　Catherine繼續用台灣租屋經驗詢問：「需要看護照或押證件嗎？」

　　「不需要。」

　　這太奇怪了，怎麼反過來是一種對屋主完全沒保障的狀況呢？Catherine還是覺得有問題：「我搬出去時，怎麼還鑰匙呢？」

　　「放在屋子裡容易看到的地方就行了。記得走的時候，開關和門都關好。這一點比較重要。」

　　「你不怕我跑掉？」Catherine大膽地問。

　　「不會。怎麼會呢？」美麗的「台灣菜市場女王」Catherine才到芬蘭第一天，就這樣被芬蘭人打敗了。

　　我們就如此這般住進沒付任何一毛錢，也不須押金或留證件的公寓裡。Catherine還是不安心，天下哪有這種事？她雖住了進去，但還是不放心。甚至懷疑會不會是個陷阱，搞不好哪天會被闖空門。幾天過去了，房子裡安然無事。

　　這一天，馬帝和我有約。他是我剛在芬蘭認識的新朋友。馬帝是瑞典裔的芬蘭人，赫爾辛基大學博士班的學生。他拿了幾篇他在台灣發表過的英文文章請我指正。他到過台灣幾次，還在台灣大學唸過一年書。他正好跟兩個芬蘭朋友也約在那裡，我就請大家一起喝咖啡。

　　「馬帝，芬蘭人都是這樣子租房子的嗎？」我和馬帝說起租房子的事，並問他。

　　「差不多吧。我有一位從北非來的朋友，」馬帝說：「在北邊的鎮上租房子，掉了鑰匙。房東夏天渡假去了，沒辦法聯絡，他不知如何是好，就問車上鄰座的陌生芬蘭女子，他該怎麼辦？她說，她也是租房子，自己一個人住，正要去外地好幾天，他可以住她那裡。給了他鑰匙、地址，還畫了地圖。叫他走時鑰匙放在信箱裡就行了。」

　　「馬帝，芬蘭人這麼講求誠信，是怎麼教出來的？」我再問。

　　「沒人教。從小看父母親就是這種做事的態度。」馬帝不疾不徐地繼續說：「在芬蘭不會有人告訴你要誠信，要誠實。就像不會有人跟你說，想活就必須呼吸一樣。」（《芬蘭驚豔》頁55）
　　
　　前幾天南方朔文章中的一段文字恰好說明了這個芬蘭的租屋故事。
　　
　　我最近讀劍橋大學教授，英國首相智囊哈爾本（David Halpern）新著《社會資本論》，由書中的許多論點，也顯示出北歐中歐諸國，如瑞士、芬蘭、瑞典、丹麥、荷蘭、挪威、冰島，為何會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竄起的道理。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資本皆強大無比。其中有一個「信賴」指標，它們皆高踞全球之首。這些國家的人群彼此互信與支持，各類配套良好，做事成本極省，其他國家也都歡迎。它們不必講競爭力就有了競爭力！（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92900311,00.html）
　　
　　如果你認為台灣永遠不可能達到芬蘭這種境界，或許你可以想想幾十年前，在地球上還是有可以自由謀殺其他人的部落，現在大家情願可以放棄隨便打爆別人頭的自由來換取可以安心自在地在街上走，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對我來說，或許大塊出版的《不斷幸福論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How Our Brains Make Us Happy-and What We Can Do to Get Happier》底下這段文字，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答與方向：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Robert Putnam以義大利為對象，研究是哪些因素影響了一個政府的表現好壞。義大利北部Emilia-Romagna的地方政府，以其運作甚佳而足堪為全國表率；義大利其他地區充斥著貪污、管理不當和混亂。研究者在村莊與城市的社會內部結構裡找到了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有的政府會成功，有的會失敗。那些居民喜歡聚在一起追求共同目標的地區，多半有幸是在一個好政府的管理之下。

　　Putnam提出證據說，人們透過自動自發的參與行為，會對別人比較感興趣。在一個大眾活動十分活躍的社會裡，想要暗地裡行動變得很困難，這使得政治人物從一開始就必須誠實行事，因為他們知道民眾不會容忍他們濫用權力。

　　相反的，在一個體制不夠良善的社會裡，家族式經濟會發展得比較好，因為個人面對家族與裙帶關係的專制獨裁會感到無助，為了不落人後就會想盡辦法矇騙行事；這就使得當權者更加圖謀一己之私。

　　出現了管理不善和專制作為的地方，都是因為該地居民對它們容忍，沒有形成制衡的力量。公民意識的形成，以信任為先決條件；但反過來說也對：人們越是願意為彼此付出，就越能阻止信任受到濫用。在此，正直誠實的執政者、有力的法律和體制都很重要，但若沒有一個開放的大眾生活，它們也發揮不了作用。公民意識是民主的基石。

　　在歸屬感較強的地區，貧富差距較小，選舉參與度比其他地區高，市民對彼此也比較信任——而且活到高齡的機會也更高。所以說，公平、公民意識與平均壽命之間是互有關連的：社會體制完整的地方，人們活得比較幸福。（《不斷幸福論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How Our Brains Make Us Happy-and What We Can Do to Get Happier》頁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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