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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放棄才是絕望的開始。
巴哈—y—瑞塔(Paul Bach-y-Rita)最早對大腦復健的了解來自他父親奇蹟性的康復。他父親是西班牙卡塔蘭(Catalan)的詩人和學者。1959年，65歲，喪妻的派德洛‧巴哈—y—瑞塔(Pedro Bach-y-Rita)中風了，半邊臉和半邊身體麻痺，使他不能說話。
巴哈—y—瑞塔的哥哥，喬治，現在是加州的精神科醫生，被告知他的父親沒有復原的希望，應該要進入養老的療養院去終老。喬治那時是墨西哥醫學院的學生，便把父親接到墨西哥與他同住。
一開始時，他安排父親去美國英國醫院(American British Hospital)作復健。這醫院只有一般的四週復健課程。因為當時沒有人相信更多的治療會帶給大腦什麼好處。
四週之後，他父親一點進步也沒有，他還是一樣無助，需要被人抱進抱出上廁所或洗澡，喬治透過園丁的幫忙，親自照顧他父親。……
喬治完全不懂復健，他對這方面的無知變成上帝的恩賜，因為他的成功完全是來自他違反所有的復健規則，完全不知道現行的悲觀理論。
「我決定與其教他困難的走路，還不如教他爬。我說：『你是從爬開始學走路的，你先爬一陣子。』我們買了護膝給他，我們握著他的四肢，他的手和腳軟弱無力，不能支持他，所以一開始時，很困難。」
一旦派德洛可以稍為支持自己一點後，喬治就要他用牆來幫助他弱的那邊肩膀和手臂。
「靠著牆爬了幾個月後，我就帶他去花園中爬，結果遭來鄰居的非議，他們責備我不孝，讓大教授像狗一樣在地上爬，我唯一的模式是嬰兒如此學會走路的，所以我們在地上玩遊戲，我滾彈珠，爸要截住這些彈珠，或者我把銅板拋在地上，他要用需弱的右手把錢撿起來。我們試著把所有的正常生活經驗變成練習，我們利用洗臉盆來運動。他用好的左手扶著臉盆，用弱的右手（這隻手沒有什麼控制力，而且會有抽搐的痙攣動作出現），在臉盆中轉，15分鐘順時針，15分鐘逆時針。盆子的邊緣使他的手不會亂飛，我們是循序漸進，每一步都與上一步驟有重疊的地方，漸漸的，他開始進步，一陣子以後，他幫助設計練習的步驟，他想要進步到可以坐下來跟我及其他的醫學院學生一起吃飯。」他每天花很多小時練習，但是逐漸地，派德洛從爬到用膝蓋走路，到站起來，到走路。
有些東西並不是小時候學可以學得比較快，而是大人沒有耐性花時間學，所以學不起來。腦神經細胞的生長或迴路的形成，需要時間。
派德洛自己練習說話，三個月後開始有恢復語言能力的跡象，幾個月以後，他想要開始寫作，他會坐在打字機前，他的中指放在他要打的鍵上，然後用手臂的力量來按下這個鍵。
當他做到了這一步以後，他開始訓練只用手腕力量，最後達到只用手指力量，一次只用一個指頭，直到最後，他恢復了正常的打字。
一年要結束時，派德洛幾乎完全恢復了。
他在68歲時開始在紐約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全職上課教書，他很喜歡教書的工作，一直做到70歲退休。然後他又到舊金山找到一個教職、再婚，不停的工作、爬山、旅行。
他在中風後生龍活虎的過了7年，然後去哥倫比亞的波哥大(Bogota)看他的朋友，一起爬山，爬到九千呎時，他心臟病發作，享壽72歲。……
派德洛的屍體運回舊金山，因為那時巴哈—y—瑞塔在舊金山工作。那是1965年，在沒有大腦掃描之前，屍體解剖是例行工作，因為這是醫生可以學習大腦病變的一個方式，同時也可以知道為什麼病人會死亡。巴哈—y—瑞塔(Paul Bach-y-Rita)請阿奎那(Mary Jane Aguilar)醫生解剖。……
「幻燈片顯示我父親中風後大腦有很大的損傷，而且一直沒有痊癒，雖然他恢復了所有的功能。我當時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我覺得麻木沒有感覺。我在想：『看看他的腦傷有多麼大。』阿奎那問：『人怎麼可能從這麼大的腦傷中復原？』」
當他仔細檢查時，他發現父親七年前的腦傷主要是在腦幹的地方，這是大腦最接近脊椎的地方，另一個大受損處在皮質掌管運動的地方。從大腦皮質到脊椎的神經有百分之九十七被破壞了。這麼巨大的傷害使得他半邊癱瘓。
「我知道這表示他的大腦後來完全重新組織過，因為他和喬治做了那麼多的練習。直到我看到幻燈片的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復原有多麼了不起。我們都不曉得他的損傷有這麼大，因為那時還沒有大腦掃描的儀器。當病人復原時，我們都假設他一開始大腦的受傷就沒有很嚴重……」
他父親的故事是第一手的證據，即使一個年紀大的人有著嚴重的腦傷，復原還是可能的。
在詳細檢查他父親的腦傷及搜索文獻後，巴哈—y—瑞塔發現在1915年，一位美國的心理學家法蘭茲(Shepherd Ivory Franz)就報告已經癱瘓20年的病人透過大腦刺激的練習後可以恢復一些功能。（《改變是大腦的天性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 Stories of Personal Triumph from the Frontiers of Brain Science》頁44）
我在讀上面這一段內容時，第一個想起的畫面是舅婆中風後，她拄著柺杖，阿姨在一旁扶著她練習走路，年幼的我看到舅婆臉上的淚珠一顆顆地掉下來。那時我們只知道中風會導致永久性不可改變的身體功能損害。
或許有人會想到存活者偏差，但派德洛已經不再是單一特例了——因為陶伯(Edward Taub)發明了以神經可塑性為基礎的限制—引發(constraint-induced，CI)療法。
在限制—引發治療法之前，醫學上對中風病人癱瘓的手臂並沒有一個有效的治療法。有一些個案報告恢復功能，如前面提的派德洛，有些病人自己復健，恢復了，但是一旦他們的情況停止改善，傳統的醫療是幫不上忙的。
陶伯的治療法改變了這一切，他幫助病人重新組織大腦。許多中風多年的病人，已經被告知情況不可能有改善了，經過陶伯的限制—引發治療法後，可以走動了。有些人恢復了說話能力，還有腦性麻痺的孩子重新學會控制手腳的肌肉。這同樣的治療法也替脊椎損傷的病人帶來了希望，帕金森症的病人、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的病人，甚至關節炎病人都蒙其惠。（《改變是大腦的天性》頁196）
不過，最重要的是，中風的病人有沒有動機復健，能不能持續練習，不放棄。
希望是美好的，也許是人間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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