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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博客來在舉辦「天下文化年度暢銷展，特惠49折起！」活動，第一個看的是無條件單書購買就能五折的書有哪些，在其中看到了心理學家凱．傑米森(Kay R. Jamison)的回憶錄《躁鬱之心An Unquiet Mind: A Memoir of Moods and Madness》，如果你想知道得了躁鬱症的人跟一般人有何不同，人的心情高低起伏可以有多大、有多快，這本書就不容錯過，因為作者本身就是躁鬱症患者。
有些心理學家，比如凱．傑米森(Kay R. Jamison)，是為了深入了解自己的心智與行為而踏入心理學領域；有些心理學家則是為了了解他人的想法與行為，走進了心理學殿堂，比如哈佛心理系教授史帝芬．品克（或譯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作有《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語言本能：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P.S.)》）。
2011年11月29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有一篇史帝芬．品克的專訪「Human Nature's Pathologist」
當史帝芬．品克15歲時，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不認為人們需要警察來維持治安，而政府官員，只會在他們本來應該解決的問題上製造更多的問題罷了。
現年57歲的哈佛心理系教授平克說，那是1969年，「如果你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你想約女生絕對會被拒絕。」
他回憶道，有一次晚餐，他跟父母爭論人性的本質。父母問他：「如果沒有警察會發生什麼事？」他回答：「會發生什麼事？難道我們會因此而去搶銀行嗎？當然不會！有沒有警察都沒差。」
那時他住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Montreal)，「這城市因公民素質高、低犯罪率而著稱」。就在1969年10月17日，警察跟消防隊發起罷工，讓他有機會去證實他對人性的第一個假設是對是錯。
平克回憶道：「好像地獄降臨人間，不到幾個小時，全城大亂，發生了搶劫、暴動、縱火案件，還有兩起謀殺案。警察不過才在當天早上宣布罷工而已。」
60年代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包括平克，讓他對人類心智如何運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平克小時候對警察的看法，讓我想起《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作者對沉默英雄的不平。
但世上還有許多英雄受到更嚴重的不當對待──這群可悲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英雄，他們卻救了我們的性命，協助我們避開災難。他們沒有留下遺跡，他們甚至在做出貢獻時，連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會記得因為某些我們所知道的因素而犧牲的殉難者，卻從未記得那些貢獻不小，但其實貢獻因素不為我們所瞭解者──只因為他們成功了。我們對放逐詩人的忘恩負義情形，和這種另類的不知感恩比起來，根本就不算什麼。
這是一種更惡劣的忘恩負義：覺得這些沉默英雄的貢獻沒有用。我將在下面的思考實驗中展示這種狀況。
假設有一名勇敢、有影響力、有智慧、有遠見，且堅定不移的立法委員推動一項法案，並於2001年9月10日生效，全球適用；這項法案要求每架飛機的駕駛艙要一直鎖上防彈門（這讓艱困的航空公司付出高昂的代價）──只是為了怕萬一恐怖分子決定要以飛機來攻擊紐約市的世貿中心。
我知道這很瘋狂，但這只是個思想實驗（我知道世上可能沒有有智慧、勇氣、遠見，且堅定不移的立法委員；這是思考實驗的要點）。
這項法案的措施在航空業並不受歡迎，因為會造成困擾。但一定可以防止911事件。
這位推動立法要求鎖上駕駛艙門的人死後，並沒有人為他在公共廣場上設立雕像，訃文上也沒有以下簡短描述。「張三，避免911慘案有功，死於肝病併發症。」
群眾有鑑於他的措施相當膚淺而且浪費資源，再加上飛機駕駛員的大力幫忙，可能早就把他踢出辦公室了。曠野的呼聲(Vox clamantis in deserto)。他會鬱鬱寡歡地退休，深深感到挫折。他死時的印象是覺得自己一事無成。
我希望我能參加他的葬禮，但是，讀者諸君，我找不到他。
然而，肯定表揚具有相當的激勵作用。相信我，即使是那些真心宣稱不相信肯定和表揚的人，即使他們把勞力和勞力成果分開，事實上，肯定和表揚還是為他們帶來一劑強心針。看看這些寂靜的英雄得到了什麼樣的獎賞：連他自己的荷爾蒙系統也串謀起來，不給他獎賞。
現在，再來看看911事件。事件發生之後，誰得到了肯定？
那些你在媒體上、電視上所看到，表現出英雄行為的人，以及那些試圖讓你留下印象，認為他們表現出英雄行為的人。
後者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理察．葛拉索(Richard Grasso)這種人，他「救了交易所」，並因為他的貢獻，得到了一筆龐大的獎金（相當於一般人薪水的幾千倍）。
他所做的事就是到現場在電視上搖一搖開市鈴──我們將會討論，電視是不公平的帶原者，也是我們對黑天鵝事件盲目無知的主要原因。
誰得到了獎賞？是讓我們避開衰退的中央銀行官員，還是「修改」前任錯誤，並且在位期間碰巧發生景氣復甦的官員？誰比較有價值？是讓我們避開了一場戰爭的政治人物，還是開啟一場新戰爭（並幸運地打贏了）的政治人物？
這讓我想到了央行總裁彭淮南。
我們前面所談到的「我們所不知道事物」的價值，也適用同樣的逆向邏輯；大家都知道預防勝於治療，但很少人會給予預防行為獎賞。
我們頌揚那些名流千古者，代價是讓有貢獻的人在史書上沒沒無聞。我們人類不只是個膚淺的物種（這個毛病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醫治）；我們是非常不公平的物種。（《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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