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8日 星期一

電視台在台灣的美麗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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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讀書中讀到「電視解放了印度婦女」跟「柏林圍牆是怎麼倒塌的?」的內容時,想到的是王鼎鈞寫在《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的電視台工作經歷跟評論。

  依國民黨的理想,設立電視可以塑造國民品格,提昇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氣,而黨的大政方針寓於其中逐步實現。國民黨向來反對傳播媒體商業化,「蔣委員長」當年說過,辦文化事業賺錢,「還不如去做貪官污吏」。

  可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電視時代,連三家都是商業電視!新聞學者有言在先,廣播可以有限度競爭,電視不可以競爭,商業電視有競爭的天性,辦中視,就是由它和台視競爭,再辦華視,就是由它和台視中視互相競爭。觀眾的結構猶如金字塔,素質越高,人口越少,素質越低,人口越多,電視節目要有最多的廣告,就得有最多的觀眾,要有最多的觀眾,還能有很高的水準嗎?國民黨的理想還能落實嗎?政策是怎樣形成的呢?未來的得失是怎樣評估的呢?我沒有讀到任何文件,也沒有聽到任何傳聞。

  反過來看,電視節目反映的是普羅大眾的水準。想要電視節目有水準,觀眾本身的水準要先有提高的意願,並進而行動。

  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視的一級主管由「主任」改稱經理,提供廣告的商人由客戶改稱「廣告主」,他們才是主人!我們也開始私下稱黎總為黎老闆。廣告主不是中央四組主任的那個「主」,也不是警總政治部主任的那個「主」,唱片公司做廣告,關心你能使多少人學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聖希賢,化妝品的廣告要使你羨慕濃妝豔抹,而非安於簡單樸素。蔣經國呼籲大家「犧牲享受、享受犧牲」,而電視節目必須迎合視聽之娛口腹之慾,節目和節目間競爭,電台和電台競爭,競爭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為致勝的武器。

  就在這種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視的編審組長。

  英美的電台沒有編審,只有編輯,黎總由香港請來的那位杜副經理,首先打聽編審組是幹甚麼的。編輯是技術工作,編審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檢驗節目內容。黎總由日本請來翁炳榮作節目部經理,翁先生對台灣的意識型態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單位幫他拿捏分寸,編審組的責任很大。

  我到差以後才知道,節目部在電視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我簽字。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發現「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鴻章在電視劇中的台詞)。例如:

  這年頭人心不古!

  這年頭沒有是非!

  這年頭好人難做!

  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台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我只有把這三個字刪去。

  在某一次綜藝節目裡,主持人和來賓對談,來賓的普通話很生硬,兩人有如下的問答:

  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

  是台灣國語啦!

  台灣、國語?台灣國、語?真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刪去。

  有一位製作人送來一套連續劇的劇本,故事以大陸逃亡來台的一個家庭為主線,劇中人一家離散了,二十年後,一個兒子長大了做警察,一個兒子長大了做流氓,女兒長大了淪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相識,他的流氓兒子白嫖了他的女兒,他的警察兒子槍傷了他的流氓兒子,這個家長的名字居然叫「鍾正」,影射「中正」!編審居然通過了這個連續劇的企畫書和故事大綱!我扣住劇本,要求修改劇情,改換「家長」的名字,弄得節目延期播出,驚動層層上級,董事長、總經理,節目部主任態度冷淡,並沒有斥責任何人,也沒有對我表示支持。

  這個編劇不知道有沒有被特務請去聊天過。

  這就怪了!

  我開始了解,節目製作先要找到廣告支持,他把節目企畫書拿給廠商看,廠商有能力研判這個節目的收視率,如果廠商表示悲觀,製作人就得改變企畫。「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沒有票房,你必須「越雷池一步」,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聞局手中的電視節目規範。

  如何面對新聞局的干預呢?新聞局當然也會吹哨子,那麼電視公司就退後半步,下一次,以這半步為起點,再向前越線一小步,由隱而顯,由少而多,持續又斷。新聞局小題不能大做,等到小題累積變大,那又只好大題小做。這就把新聞局承辦的科員科長弄成溫水青蛙。

  還有,電視公司是互相競爭的,我進中視的時候,製作組有兩架電視機,同時收看兩家的節目,我離中視以後,台灣增加了一家電視公司,製作組也增加一架電視機,同時收看三家的節目,觀摩比較,目不轉睛,一家違規,兩家跟進。電視公司的老闆都是蔣氏父子身邊的紅人、眼中的能臣,編審組以下級監督上級,以外圍監督核心,又能濟得甚事?

  電視公司的老闆,熟讀黨員守則、總裁言行,也進過革命實踐研究院,於今受領袖付託,掌國之利器,他們在幹什麼?他們也有難言之隱,任何人來中視當家都不能賠錢,電視是花大錢的事業,營運成本極高,政府賠不起,誰賠錢誰的忠誠、才幹、革命歷史盡付流水,他只能鼓勵部下賺錢,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賺錢。好官不過三年五載,但求任內平安,萬一為賺錢闖禍,由他承擔,一根稻草壓不垮他。如果責任沈重,他承受不起,還有製作人和編審組長可以承擔,如果製作人通「三務」中的第三務,那就把一務也不通的編審組長壓死!

  「三務」是黨務、洋務、特務。第三務指「特務」。

  空口無憑,鄭學稼為證。這位著名的政論家曾擔任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組長,後來辭職,他有一篇長文說,「對上級指示無論執行與否,都會受處分。」他任職期間,台灣文藝界發起運動,「肅清黃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級指示這條新聞對中國大陸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聞攻擊台灣法西斯化,上級追究責任,儘管你是執行命令,但「新聞組長應有知識不發布可被敵人利用的新聞」,依然要負責任。……

  我申請結束「借調」,重回中廣,副總經理董彭年先生執手挽留,但是我勢不可留。人在江湖,為國犧牲的機會小,為權術謀略、為利害夾縫、為代罪替死犧牲的機會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隻小老虎做甚麼?天天與虎為伴,有何樂趣?「膽小沒有將軍做」,我看那些膽大的人也沒做成將軍,何況我要的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是將軍。

  離職當天晚上,中視節目部有兩個聰明人,他們知道臨別贈言往往很有價值,兩人一前一後,找我一談。

  一位是《中視周刊》的主編,這份周刊專為中視的節目做宣傳,銅版紙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視的周刊競爭,主編正為怎樣出奇制勝發愁,悄悄問計於我。我說台灣中部南部的農民現在收入很好,農村婦女開始講究穿著化妝,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現有的婦女節目偏重育嬰烹飪等等「婦德」,已經不能滿足那些觀眾。你可建議公司開一個新節目,專教「婦容」,專家主持,明星來做模特兒,化妝品公司服裝公司提供廣告,你把那些彩色畫面登在雜誌上,事先向中南部發行,她們對著周刊看節目,必定人手一冊。我嘆了一口氣說,電視改變了社會風氣,台灣的農村逐漸喪失原有的淳樸,你這個節目開出來,農村婦女更要追逐浮華。可是形勢逼人,咱們頭頂上的檔國幹部都以為自己沒有那個責任,你也只有顧不得了!這位主編依計而行,果然銷路大增,聲名大噪。

  想到了「女人我最大」這個節目。

  另一位是節目製作人,電視是個大量消耗構想的地方,他問我有沒有構想留給他,由他來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嘆了一口氣,我說我的構想都不能賣錢,你的那些構想以後也不能賣錢,中華電視公司馬上就要開播了,電視生態面臨劇變。我告訴他,中視的籌備委員會排斥政戰勢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貫徹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電視公司,中央為他修改決策,把「以兩家為限」改成「以三家為限」,就憑他這份能耐,華視在他的保護傘下出手搶奪廣告資源,要想後來居上,必然凌厲向前,新聞局必定無法阻擋,中視台視必定緊緊跟隨,那時你們就可以放開手腳,放射才華。節目違規和業務成長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惡念」,那時都是「善策」,你要馬上儲存一切憤世嫉俗,離經叛道,奸盜淫邪,怪力亂神,以備臨危授命,出奇制勝。他聽了一言不發,猛抽香菸。後來我們沒有再見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館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緊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沒有說話。

  後來的學者管國民黨的想法做法叫「黨文化」,管大眾的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黨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滲入、變造黨文化,商業電視的勃興推動這一演變,商業電視的激烈競爭加速這一演變。

  那時蔣經國先生已是一個慈悲老人,難得他看了三天電視,召見三台總經理,責備他們「禍國殃民」。三台連忙開檢討會,簽訂公約,要怎樣怎樣做。我私下議論,引用了一則新聞:美國某大學的女生發起「不與男生接吻運動」,開會、簽名、發表聲明,樣樣做到,可是不久發現許多女生和男生幽會擁抱,運動的領導人也在內,運動完全失敗。我說三台的公約只能是走一個過場,結局和「不與男生接吻運動」相同。

  結果傳媒商業化改變了人們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癱瘓了政府對社會的運作。

  蔣經國那裡管得了許多,他也成了溫水裡的青蛙。只見黨性泯滅,社會分解,傳統顛覆,終於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功夫沒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楊花了十年功夫沒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業電視畢其功於一役,三家電視公司「禍在黨國」,功在人民。當然他們並不是預先知道有這樣的結果,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頁389)

  民國76年7月15日台灣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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