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書中讀到「電視解放了印度婦女」跟「柏林圍牆是怎麼倒塌的？」的內容時，想到的是王鼎鈞寫在《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的電視台工作經歷跟評論。
依國民黨的理想，設立電視可以塑造國民品格，提昇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氣，而黨的大政方針寓於其中逐步實現。國民黨向來反對傳播媒體商業化，「蔣委員長」當年說過，辦文化事業賺錢，「還不如去做貪官污吏」。
可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電視時代，連三家都是商業電視！新聞學者有言在先，廣播可以有限度競爭，電視不可以競爭，商業電視有競爭的天性，辦中視，就是由它和台視競爭，再辦華視，就是由它和台視中視互相競爭。觀眾的結構猶如金字塔，素質越高，人口越少，素質越低，人口越多，電視節目要有最多的廣告，就得有最多的觀眾，要有最多的觀眾，還能有很高的水準嗎？國民黨的理想還能落實嗎？政策是怎樣形成的呢？未來的得失是怎樣評估的呢？我沒有讀到任何文件，也沒有聽到任何傳聞。
反過來看，電視節目反映的是普羅大眾的水準。想要電視節目有水準，觀眾本身的水準要先有提高的意願，並進而行動。
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視的一級主管由「主任」改稱經理，提供廣告的商人由客戶改稱「廣告主」，他們才是主人！我們也開始私下稱黎總為黎老闆。廣告主不是中央四組主任的那個「主」，也不是警總政治部主任的那個「主」，唱片公司做廣告，關心你能使多少人學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聖希賢，化妝品的廣告要使你羨慕濃妝豔抹，而非安於簡單樸素。蔣經國呼籲大家「犧牲享受、享受犧牲」，而電視節目必須迎合視聽之娛口腹之慾，節目和節目間競爭，電台和電台競爭，競爭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為致勝的武器。
就在這種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視的編審組長。
英美的電台沒有編審，只有編輯，黎總由香港請來的那位杜副經理，首先打聽編審組是幹甚麼的。編輯是技術工作，編審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檢驗節目內容。黎總由日本請來翁炳榮作節目部經理，翁先生對台灣的意識型態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單位幫他拿捏分寸，編審組的責任很大。
我到差以後才知道，節目部在電視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我簽字。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發現「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鴻章在電視劇中的台詞）。例如：
這年頭人心不古！
這年頭沒有是非！
這年頭好人難做！
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台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我只有把這三個字刪去。
在某一次綜藝節目裡，主持人和來賓對談，來賓的普通話很生硬，兩人有如下的問答：
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
是台灣國語啦！
台灣、國語？台灣國、語？真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刪去。
有一位製作人送來一套連續劇的劇本，故事以大陸逃亡來台的一個家庭為主線，劇中人一家離散了，二十年後，一個兒子長大了做警察，一個兒子長大了做流氓，女兒長大了淪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相識，他的流氓兒子白嫖了他的女兒，他的警察兒子槍傷了他的流氓兒子，這個家長的名字居然叫「鍾正」，影射「中正」！編審居然通過了這個連續劇的企畫書和故事大綱！我扣住劇本，要求修改劇情，改換「家長」的名字，弄得節目延期播出，驚動層層上級，董事長、總經理，節目部主任態度冷淡，並沒有斥責任何人，也沒有對我表示支持。
這個編劇不知道有沒有被特務請去聊天過。
這就怪了！
我開始了解，節目製作先要找到廣告支持，他把節目企畫書拿給廠商看，廠商有能力研判這個節目的收視率，如果廠商表示悲觀，製作人就得改變企畫。「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沒有票房，你必須「越雷池一步」，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聞局手中的電視節目規範。
如何面對新聞局的干預呢？新聞局當然也會吹哨子，那麼電視公司就退後半步，下一次，以這半步為起點，再向前越線一小步，由隱而顯，由少而多，持續又斷。新聞局小題不能大做，等到小題累積變大，那又只好大題小做。這就把新聞局承辦的科員科長弄成溫水青蛙。
還有，電視公司是互相競爭的，我進中視的時候，製作組有兩架電視機，同時收看兩家的節目，我離中視以後，台灣增加了一家電視公司，製作組也增加一架電視機，同時收看三家的節目，觀摩比較，目不轉睛，一家違規，兩家跟進。電視公司的老闆都是蔣氏父子身邊的紅人、眼中的能臣，編審組以下級監督上級，以外圍監督核心，又能濟得甚事？
電視公司的老闆，熟讀黨員守則、總裁言行，也進過革命實踐研究院，於今受領袖付託，掌國之利器，他們在幹什麼？他們也有難言之隱，任何人來中視當家都不能賠錢，電視是花大錢的事業，營運成本極高，政府賠不起，誰賠錢誰的忠誠、才幹、革命歷史盡付流水，他只能鼓勵部下賺錢，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賺錢。好官不過三年五載，但求任內平安，萬一為賺錢闖禍，由他承擔，一根稻草壓不垮他。如果責任沈重，他承受不起，還有製作人和編審組長可以承擔，如果製作人通「三務」中的第三務，那就把一務也不通的編審組長壓死！
「三務」是黨務、洋務、特務。第三務指「特務」。
空口無憑，鄭學稼為證。這位著名的政論家曾擔任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組長，後來辭職，他有一篇長文說，「對上級指示無論執行與否，都會受處分。」他任職期間，台灣文藝界發起運動，「肅清黃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級指示這條新聞對中國大陸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聞攻擊台灣法西斯化，上級追究責任，儘管你是執行命令，但「新聞組長應有知識不發布可被敵人利用的新聞」，依然要負責任。……
我申請結束「借調」，重回中廣，副總經理董彭年先生執手挽留，但是我勢不可留。人在江湖，為國犧牲的機會小，為權術謀略、為利害夾縫、為代罪替死犧牲的機會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隻小老虎做甚麼？天天與虎為伴，有何樂趣？「膽小沒有將軍做」，我看那些膽大的人也沒做成將軍，何況我要的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是將軍。
離職當天晚上，中視節目部有兩個聰明人，他們知道臨別贈言往往很有價值，兩人一前一後，找我一談。
一位是《中視周刊》的主編，這份周刊專為中視的節目做宣傳，銅版紙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視的周刊競爭，主編正為怎樣出奇制勝發愁，悄悄問計於我。我說台灣中部南部的農民現在收入很好，農村婦女開始講究穿著化妝，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現有的婦女節目偏重育嬰烹飪等等「婦德」，已經不能滿足那些觀眾。你可建議公司開一個新節目，專教「婦容」，專家主持，明星來做模特兒，化妝品公司服裝公司提供廣告，你把那些彩色畫面登在雜誌上，事先向中南部發行，她們對著周刊看節目，必定人手一冊。我嘆了一口氣說，電視改變了社會風氣，台灣的農村逐漸喪失原有的淳樸，你這個節目開出來，農村婦女更要追逐浮華。可是形勢逼人，咱們頭頂上的檔國幹部都以為自己沒有那個責任，你也只有顧不得了！這位主編依計而行，果然銷路大增，聲名大噪。
想到了「女人我最大」這個節目。
另一位是節目製作人，電視是個大量消耗構想的地方，他問我有沒有構想留給他，由他來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嘆了一口氣，我說我的構想都不能賣錢，你的那些構想以後也不能賣錢，中華電視公司馬上就要開播了，電視生態面臨劇變。我告訴他，中視的籌備委員會排斥政戰勢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貫徹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電視公司，中央為他修改決策，把「以兩家為限」改成「以三家為限」，就憑他這份能耐，華視在他的保護傘下出手搶奪廣告資源，要想後來居上，必然凌厲向前，新聞局必定無法阻擋，中視台視必定緊緊跟隨，那時你們就可以放開手腳，放射才華。節目違規和業務成長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惡念」，那時都是「善策」，你要馬上儲存一切憤世嫉俗，離經叛道，奸盜淫邪，怪力亂神，以備臨危授命，出奇制勝。他聽了一言不發，猛抽香菸。後來我們沒有再見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館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緊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沒有說話。
後來的學者管國民黨的想法做法叫「黨文化」，管大眾的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黨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滲入、變造黨文化，商業電視的勃興推動這一演變，商業電視的激烈競爭加速這一演變。
那時蔣經國先生已是一個慈悲老人，難得他看了三天電視，召見三台總經理，責備他們「禍國殃民」。三台連忙開檢討會，簽訂公約，要怎樣怎樣做。我私下議論，引用了一則新聞：美國某大學的女生發起「不與男生接吻運動」，開會、簽名、發表聲明，樣樣做到，可是不久發現許多女生和男生幽會擁抱，運動的領導人也在內，運動完全失敗。我說三台的公約只能是走一個過場，結局和「不與男生接吻運動」相同。
結果傳媒商業化改變了人們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癱瘓了政府對社會的運作。
蔣經國那裡管得了許多，他也成了溫水裡的青蛙。只見黨性泯滅，社會分解，傳統顛覆，終於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功夫沒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楊花了十年功夫沒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業電視畢其功於一役，三家電視公司「禍在黨國」，功在人民。當然他們並不是預先知道有這樣的結果，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頁389）
民國76年7月15日台灣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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